舒华英谈4G牌照：国家战略优先 不能囿于集团利益

12月12日消息（岳明）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3年12月4日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颁发了TD-LTE牌照，这也正式拉开了国内4G商用的序幕。

北京邮电大学博士生导师舒华英教授在接受C114中国通信网采访时表示，历时近两年的部署和网络建设，4G牌照正式发放，移动互联网大发展的时代正式到来，发牌晚发不如早发，一味的等待技术和产业成熟并不合理。在4G牌照发放过程中，应该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而不应该囿于部门和企业利益；同时要加强对TD-LTE产业的扶持力度，拉长TD-LTE与LTE FDD牌照之间的发放时间周期。

舒华英同时认为，国家应该借4G牌照发放的契机，加快推动电信行业的深化改革：改变过去以取得市场均衡为主要目的而进行拆分重组的老模式，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准入，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基础电信领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做好改革配套的顶层设计的同时，做到完善的法律保障和运营商“网业分离”。虽然本次只发放三张TD-LTE牌照引起了部分业界人士的疑虑，我们是否应该只是为了保障部分集团利益而改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不能囿于集团利益

2009年元月，我国正式发放了3G牌照，三家电信运营商获得了三张不同牌照。整体实力最为弱小的中国联通获得了产业链最为强壮的WCDMA，中国电信获得了CDMA2000，而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则被安排经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在这三种制式中，TD-SCDMA产业链起步最晚，处境也最为艰难。在3G时代，出于种种原因，三大运营商各建一张网，标准各不相同，各自投资都很巨大。

“这种安排存在着巨大的弊端，决策部门是希望借助3G牌照发放，重新实现电信运营市场的势力均衡，考虑的是各个企业和部门利益。”舒华英说，“这与电信行业的整体改革和发展方向是相背离的。”

在舒华英看来，电信行业在国民经济中是个基础性和先导性和战略性产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特别是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信息网络已经成为像水和电之类的基础设施，这直接关系到了国家网络信息安全和核心竞争优势。

在他看来，未来电信业必然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成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逐步演变为为公共事业；另一部分则是在网络建成的基础上，所有基于网络的业务都可以让具备条件的企业运营，展开更为充分的竞争。

TD-LTE牌照应该早发

从今年年初，业界就开始传言4G牌照即将发放。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领导也曾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4G牌照肯定在年内发放，但时间却在业界翘首以盼中拖到了年底。

辞别5年多的3G阶段，正式迈入4G阶段,让中国全面迎来多网融合的时代,“靴子总不落地，发放LTE FDD牌照相关部门还是延续了以往的思维，希望能够继续等待TD-LTE技术发展成熟和产业成熟度等多种因素。但如果停留在实验室中，产业链永远都不会成熟。”舒华英说。

舒华英同时指出，相关部门对于4G牌照特别是TD-LTE牌照发放的拖延，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影响了运营商TD-LTE网络建设，影响了资本市场的认识和技术进一步成熟，也给业界传递了一个错误信号。”

系统扶持TD-LTE产业

作为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统性创新，TD-LTE凭借着良好的频谱利用效率，以及与LTE FDD的技术相似性正在得到越来越多运营商的认可。这与TD-SCDMA时代相比，产业链健壮度有了巨大进步。

在舒华英看来，TD-LTE产业有了明显正向变化，但更应该加强扶持。“我最近注意到了两个事情，一是美国以国家安全名义禁止华为中兴进入本土市场，二是我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

网络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国家主权、社会稳定等重要问题。其重要性，正随着全球信息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重要，但之前并没有完全被认识到。而要实现网络信息安全，自主可控的网络基础设施是必不可少的。在TD-LTE产业格局中，包括大唐、华为、中兴等民族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实现国家网络信息安全的前提条件。” LTE牌照发放， 国内基础信息网络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每个国家都会保护扶持自己的产业，事实上并没有完全的技术中立。”舒华英说。他以CDMA的例子进行了说明。CDMA技术在初期就是由高通、朗讯等企业主导，通过美国政府在全球进行推广，而对于国内的影响，就是中国联通被迫接受CDMA制式，造成了GSM/CDMA双网互搏的市场窘境。中国联通则背负了较沉重的包袱，它们已经在3G时代大量投入建设，短短四五年就再次为4G投资，成本上肯定是不划算的，尤其是中国电信，由于无法平滑升级到4G网络，制式演进会投入更大的成本。

按照工信部的表态，已经批准相关企业开展LTE FDD网络技术试验，并将在条件成熟后，发放LTE FDD牌照。但在舒华英看来，4G牌照发放方式，不应该再囿于部门利益搞平衡，应该站在国家战略高度来看待。

“就算是要发FDD牌照，时间间隔也应该足够长。如果很快就发放FDD牌照，那分开发放就毫无意义了，何苦要故作姿态呢？”舒华英最后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