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华为：“疯狂工作”企业的真容

21ic通信网讯，“研发失败我就跳楼”——席卷通信市场的华为的历史，就是从创始人的这一句话开始的。在文本中，记者将通过在当地的采访，为您揭示华为鲜为人知的经营方法。

出生在吉林的刘强(29岁)毕业于大连交通大学，2008年进入华为。虽说该公司的严格管理在学生之间早已人尽皆知，但即将步入社会的刘强“最渴望的是经验”。刘强坚信，作为能横扫世界无线通信设备市场的企业，华为是能使自己大幅成长的地方。最终，他通过了录用率为7.5：1的竞争，成功进入华为。

上排左起依次是总部展厅的“专利墙”、总部数据中心、生产通信设备的松山湖工厂(东莞市)的工作场景，下排是主力产品“Ascend”系列智能手机以及为总部的4万员工提供伙食的员工食堂

　　“艰苦奋斗”的精神

结束为期3个月的实习，刘强被分配到了西非的科特迪瓦。虽然起初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哪，但对于年轻的员工来说，派驻新兴市场国家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觉得“和同事一起应该没有问题”，刘强没有多想就接受了任命。

可去了没多久，刘强就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在快要向通信运营商交货的时候，他连续好几天住在办公室，吃不好也睡不好。生活环境十分恶劣，常常有同事患上疟疾。就连中国人最重视的春节，六年中也只回去了一次。

尽管如此，刘强依然留在了西非，支撑他的，是完成困难业务时的成就感。华为一直鼓励员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与同事同甘共苦冲破难关的喜悦，一次又一次地帮助刘强顶住了工作和生活环境带来的压力。

销售额达到2400亿元

华为1987年诞生于广东省深圳市，熟悉通信行业的人都知道华为是开发无线基站等设备的厂商，是“手机行业的无名英雄”。但近年来，以低价格为武器实现发展的“世界第三大智能手机厂商”的名号更加响亮。甚至有人说，在智能手机即将全面普及的新兴市场国家，华为蕴藏的潜力超过了三星和苹果。

在华为以电话交换机为主力产品的1990年代，该公司抓住了固定电话在中国农村普及的潮流，从2000年开始，又凭借面向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基站业务，成功扩大了业绩。该公司前段时间发布消息称，华为2013年的销售额达到了2380亿～2400亿元。

然而，如同奇迹般的飞速发展也令某些国家怀疑，华为与中国的党政军是否存在某种特殊关系，对于这一点，本文将在后面进行介绍。从华为拿来证明清白的企业信息来看，其展现在世界面前的，是极其独特的利润分配和民主治理(公司治理)机制。而这也正是该公司竞争力的根基。

远赴西非的刘强之所以能在艰苦的工作环境坚持下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其工资“大约是在其他公司上班的同学的两倍”。在刘强看来，“最能刺激员工积极性”的，是华为从创业之初沿用至今的员工持股制度。通过这项制度，刘强持有公司的股票，分红达到了年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分配给员工的股票数量取决于其业绩和职务，这也为刘强提供了晋升的动力。

“中国有句古话叫‘财散人聚’，意思是分享财富能够聚集人才”，华为的三名“轮值CEO”之一、兼任副董事长的胡厚崑这样解释该公司20多年来坚持采用员工持股制度的目的。

一年给员工分红153亿元

华为的派息率之高令人吃惊。该公司的内部资料显示，2012年的净利润为154亿元，其中超过99%，也就是153亿元被作为分红分配给了约7万名员工。持有该公司股票的员工除了工资和奖金之外，平均每人拿到了约22万元红利。

胡厚崑强调，“一家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不是金钱，而是知识”。在员工持股制度下，员工不仅向公司提供劳动力，“还能利用各自拥有的知识为公司做出贡献，由此获得合理的回报”。

按照中国的法律，“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不能超过50人。因此，华为成立了“职工持股会”，采用了让员工通过附带转让限制的、名为“影子股权”的虚拟股向持股公司(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的方法。现在，持股公司的股东只有职工持股会和该公司的创始人、目前担任CEO的任正非。任正非对于持股公司的出资比例仅为1.18%，即使加上通过职工持股会间接出资的部分，也不到1.4%。

在中国企业中，联想和平安保险也采用了相同的制度，但员工出资比例达到98%以上的只有华为。

华为之所以不囤积利润，也是为了把净资产和股价控制在一定的水平，降低年轻员工购买股票的难度。2012年该公司的股价为5.42元，每股的全年分红为1.41元，股息率为26%。这就不难理解年轻员工为什么会为了能分配到更多的股票而成为“工作狂人”。

和一般的股份制公司一样，华为的董事也是由股东选出。在2010年底举行的选举上，首先由职工持股会选出51名代表和9名候补，然后，51名代表一人一票，选出了13名董事和5名监事会成员。选举董事的选票上除了董事会推荐的60名候选人之外，还给持股会成员留出了自由投票栏，从理论上来说，持股会的所有成员都有进入管理层的机会。

董事任期5年。即使现在贵为经营高管，一旦造成业绩低迷，失去员工的支持，在下次选举时也可能落选。这样的紧张气氛给该公司的经营带来秩序，成了维持增长的一个因素。现在，任正非的女儿也是董事会的成员，但她也没有特权。董事会秘书江西生说：“华为选拔高管的一贯原则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

当然，民主、关怀员工并不意味着企业一定能够发展壮大。而且，员工持股制度也面临着持股员工流于形式主义的风险。因此，华为推行了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

华为一方面在分散利润，不断吸引优秀人才，另一方面也在使管理层与员工相互牵制，不断进步。从对高管的采访和内部资料，可以看到一种不同于日本和欧美的经营方法。

军人出身的创始人

在曾经是欧美企业独霸天下的信息通信领域，中国企业的崛起曾一度成为了引发新摩擦的导火索。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于2012年10月发布报告，称华为和中兴有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敦促美国的通信运营商停止与这两家企业交易。突如其来的“黄祸论”震动了全球通信行业。

因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曾是军人，美国政府一直怀疑华为参与间谍行为。有报道称，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在2013年12月访韩时，曾与韩国政界人士举行会谈，对韩国的通信运营商决定采用华为的通信设备表示了担忧。

尽管华为的高管反驳称“美国政府的主张没有任何证据”，但这无法阻挡一些企业响应政府的要求，已经决定收购美国第三大通信运营商Sprint的软银就表示将不再采用华为的通信设备。华为如今的确面临着地缘政治的阻碍。

而且，创始人任正非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给人留下神秘印象，这也成为了外界对华为产生诸多猜测的一个原因。任正非仅凭一代人的努力，就打造出了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企业，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任正非1944年出生于贵州，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已并入重庆大学)毕业后应征入伍，从事与建筑相关的工作。在裁军大潮中，任正非于1983年复员，进入了在深圳市从事住宅开发的深圳南海石油。

或许是因为离开军队后不适应民营企业的文化，几年后，任正非被深圳南海石油集团解雇。当时，任正非与另外五人一同创办华为，开始在他居住的深圳南海石油集团的宿舍进口并销售香港企业制造的交换机。

当时，被指定为经济特区的深圳掀起了创业潮，华为的同行多达近1000家。令华为发生转变的契机出现在1990年。因为提供交换机的香港企业被收购，华为的销售代理权也成了一纸空文。

于是，被逼上梁山的华为开始自己开发交换机。当时，任正非曾用悲壮的决心来鼓励员工，他指着会议室的窗户说：“如果研发失败，我就跳楼。”正是这个时期，为华为铸就了哪怕在办公室躺睡袋也要如期交货的“艰苦奋斗”精神。

对于任正非其人，为通信设备等生产外壳的光荣机电(深圳市)的董事长、与任正非一家有交往的中辻四郎给出的评价是：“朴实，而且和蔼可亲。”总是穿着工作服在卡拉OK高歌《北国之春》、每次到日本都嚷着要去拉面馆，任正非的做派与其说是大企业的经营者，反倒更像是小工厂的老工人。“从来感觉不到他与军队有什么关系”。

2013年10月，华为的好朋友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右)来到位于深圳的华为总部，任正非亲自进行了高层营销

2001年任正非访问日本时，经营顾问竹内伦树曾给他上了几天课，内容是日本企业的经营方法。对于任正非，竹内有着不同的印象。当时，因为担心华为在快速发展中趋于官僚化，任正非对丰田等日本企业的人事制度表现出了强烈关注。竹内说，他当场向同行的下属下达指示的身影“只有领袖一词可以形容”。

向海外子公司推广员工持股制度

在凭借独有的公司治理和利润分配机制成为中国的行业霸主后，华为的发展又迎来了新的阶段，那就是从主打成本竞争力的出口型企业向调动全世界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全球化企业转变。

副董事长胡厚崑指出，“过去的华为是坐镇中国、辐射式地向各国派遣物力和人力的国际企业”，而真正成为全球化企业，“就要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获得必要的能力，拥有能在各个网点之间调配经营资源的网络”。

胡厚崑表示，向海外推广员工持股制度是成为全球化企业最重要的手段。过去，员工持股制度只适用于中国籍员工，从2012年开始，华为推行了同样适用于非中国籍员工的新的利润分配制度。现在，新制度已经覆盖80多个国家，华为计划在2014年底之前，把这项制度推广到其开展业务的所有国家和地区。

竹内透露说，在2001年参观日本大型电器企业的创业纪念馆之时，任正非十分厌烦那些赞美创始人经营理念的展示内容，当时他小声说：“经营是展望未来，不能一味依靠过去。”十年后的今天，日本电器企业与华为的业绩已经有了无法填补的差距。任正非这种不受过去约束的经营姿态，能在瞬息万变的通信市场上取得胜利，或许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