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美国困境：不懂游戏规则吗？

今年年初，华为总裁任正非向所有员工发表了《华为要做追上特斯拉的大乌龟》讲话引发业界热议。在任正非的在讲话中，没有了“狼性”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乌龟精神”。这样的提法对一个以“狼性文化”著称的世界五百强企业来讲，显然是不同寻常的。

华为为何在美国折戟？

据中国产经新闻报报道，从2万元创业资金艰难起步，默默无闻地深圳企业，到成为如今全球数一数二的通信设备商，华为用了26年。而这其中，华为的国际化之路走了15年，步履蹒跚，筚路蓝缕。不过，华为依靠艰苦奋斗不仅使得其国际化战略在国内一直饱受赞誉，受到追崇，而且也使得全世界1/3的人口使用它的服务。

但是，有些遗憾，在这个世界版图中，缺少了很大一块，那就是美国。

根据《财富》的报告，华为在2013的年营收将达到349亿美元，超过爱立信的336亿美元，成为全球通信产业龙头。而且华为的营收，70%来自海外。尽管已经在英国等其他海外市场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国家安全”问题的担忧，多年来华为在美国的设备业务和并购投资一直举步维艰。

早在2012年10月，美国国会发布了一份报告，认定华为和中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Mike Rogers)当时还呼吁美国政府和民营领域不要使用华为和中兴的设备。为此，华为积极应对，在美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游说活动。

同时，华为还从北电网络(Nortel)和摩托罗拉(Motorola)等境况不佳的对手延揽了多名高级管理人员，主要是为了在美国创建大规模研发队伍，并把目标对准AT&T、Verizon以及斯普林特(Sprint)等主要运营商。但华为高管表示，美国国会2012年10月的报告使得华为在美国开展业务更加困难。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华为已经与全球45个顶级运营商开展业务，却没有与美国任何主要运营商达成合约。由于美国政治家和安全官员对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军方背景的担忧，华为在美国已经挣扎了数年。任正非以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

2008年，华为取消竞购美国技术公司3Com，原因是交易无法获得华盛顿的监管批准。两年后，华为参与一项为美国主要运营商之一Sprint Nextel供应网络基础设施的数十亿美元合约的竞标，在华盛顿干预下失利。

事实上，面对美国有关方面长期的紧逼式发难，华为副董事长胡厚昆曾经写过一篇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对华为展开正式调查，华为也多次要求亮明所谓的“证据”，华为也曾开放透明地与情报委员会进行了合作，但是最终国会的报告并没有提供清晰的信息或证据来证实其合法性。

对此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经济学博士冯立果认为，美国对外来企业在战略性领域的投资的确比较敏感，因为美国的政治有比较强大的保守主义力量，因此，在信息设备领域，所谓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不排除有些人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也可能是技术方面的原因，拒绝了华为的投资。

那么，一味地禁止华为参与商业投标是解决安全担忧的最佳选项吗？阻止华为(或者其中国竞争对手、另一电信设备巨头中兴)却在网络当中使用来自阿尔卡特朗讯和爱立信等公司的设备，对安全就有保障了吗？从目前来看，答案也许是否定的。

然而，在美国干预华为国际化进程的背后，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技术研发方面，华为的能力超乎想象。华为拥有3万项专利技术，其中有4成是国际标准组织或欧美国家的专利。对此，《经济学人》指出，华为已是电信领域的知识产权龙头企业。

这样一个注重创新的企业，毫无疑问，已经变成了电信设备、移动手机领域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爱立信全球总裁卫翰思(Hans Vestberg)曾说：“它是我们最尊敬的敌人。”思科执行长钱伯斯(John Chembers)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25年前我就知道我们最强的对手一定来自中国。”

就是这样一个被《时代》杂志称之为“所有电信产业巨头最危险的竞争对手”的企业，在遭到美国指控危害“国家安全”时，刘俏有理由相信，这是打着“信息安全”的幌子来保护本土企业的行为。

事实上，《经济学人》曾刊文指出，华为自身也能帮助减轻外国的恐惧。华为需要更进一步开放。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之一是紧密推动该公司在全球上市——如果不是在美国，那也至少要在香港。对于这个选项，冯立果认为，从目前来看，华为并没有很强的上市动力。

“上市的直接目的是融资，从效益看，华为并不缺乏资金，所以首先从这个方面来讲，华为缺乏上市的动力。”冯立果表示，其次，华为职工持股的方式已经遍及全球几个事业部，这种公司架构已经具备了一个大型跨国公司的雏形，如果上市，在操作层面会涉及很多问题。更重要的是，职工持股的方式对吸引人才有很强的作用，对企业的发展有非常积极的向心力。因此，华为没有很强的动力去改变目前的公司治理结构。

但是，人们惊喜地发现，不上市的华为也在改变。去年以来，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任正非，除了在11月接受法媒采访外，较早前5月还在新西兰小范围接受采访。此外，10月任正非还会见了到访华为深圳总部的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

对于任正非接受西方主流媒体采访、与国外政客高管磋商会谈的这些做法，冯立果称之为“企业外交”。“华为不上市就会给西方国家的公众和政治家一种神秘感，如何破除这种神秘感，就是要给予公众知情权和提供一个信息披露机制。”冯立果指出，华为走出这一步打破过去神秘的形象，应该说有助于改善目前的困境。

“把一个真实的华为推荐给这个世界”可以说是华为正在进行的努力。值得高兴的是，华为不断在学习适应海外市场的“玩法”。2013年10月13日，华为雇用了2005至2011年间欧盟驻华大使安博，在涉及全球经济和政治局势等问题上，为华为提供战略顾问服务。

“华为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投资，可能刚开始学着做效果还没有显现，但是给他们一些时间，商业的竞争可能就会变得更纯粹一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刘俏认为，来自中国的企业进入国家市场，从竞争对手的角度来讲，要打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政治拉扯进来。

那么企业如何把属于商业的竞争还原成商业，增加透明性是一方面，而对智库的投资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华为懂不懂游戏规则？

实际上，顶着所谓“军方色彩”、“拥有中国官方支援”、“危险”、“残酷”等的“帽子”，华为已经被美国定性为“政治犯”。

据了解，去年12月初，在美国遭遇政府严密监管的华为公司正式宣布放弃一部分在美通信设备市场，而将重点优先放在那些对竞争、创新和投资活动持开放态度的市场上。这意味着，华为多年来的努力依然无法取得美国监管机构的信任，鉴于强大的政府限制和贸易保护主义，华为的网络基础设备几乎不可能在美国大规模出售。

其实自从华为公司进入美国市场开始，美国政府就从未停止过相关监管措施，严重限制其在美国通信设备上的业务。虽然华为一直强调公司的独立性，但是包括奥巴马在内的美国政府则认为，华为的通信设备会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风险，更夸张的是，奥巴马还游说其他联盟国家慎用华为产品。

以华为进军韩国为例，韩国移动网络运营商LGU+于2013年10月与华为签订合同，利用其近期购入的2.6GHz频谱进行LTE网络升级部署。对此，2013年底，两位重量级美国参议员表示，华为最新在韩国获得的宽带合同将破坏美韩同盟的国防关系，并针对韩国此举向奥巴马政府写信表示担心。

此外，美国还极力劝说澳大利亚禁止华为竞标该国宽带建设合同。不让华为在美国并购投资设备业务，也干预华为在美以外国家的投资，美国的举动似乎有点让人无法接受。

“美国的政治家或是政客向来都是管得比较宽，而且美国关于投资判断对于很多发达国家或者其盟国来说有很强的示范性。”冯立果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因为韩国是美国的盟国之一，所以美国政客就担心军事设备上的安全性，这是一些政治保守势力天然的想法。

“因为中美的政治博弈，华为不能做纯碎的商业决策，需要考虑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因此，华为没有享受到全球化市场下的企业应该享受到的投资上的自由，从这个角度看，华为有些悲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刘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刘俏看来，外界有这样的误解也算是合理。但是这些误解会随着中美关系或者中国在亚洲地区，跟周边国家关系的缓解而减缓。现在正好赶上中日关系比较敏感，朝韩又是一个不安定因素，而且不安定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总有政客拿此来炒作。

“美国的政治生态环境跟中国很不一样。华盛顿有很多游说的人，他们会游说一些议员或政客们做出一些有利于他们的决策。华为在全世界市场上发展速度那么快，在不断抢占市场份额的情况下，美国的一些企业，甚至一些欧洲的企业在这方面做一些游说，做一些投资的可能性很高。”刘俏说道，这在外国其实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只不过在技巧上打着政治的幌子。

对此，冯立果表示赞同。“华为飞速成长，而且创新力很强，的确会给原来名列前茅的欧美企业带来市场上的压力，他们通过一些市场或是非市场的力量去竞争，这是中国企业应该要考虑到的事情，此外，关键是熟悉这一套市场规则。”

此外，在去年4月，“华为宣布退出美国”之后，著名职业经理人、港澳资讯CEO唐骏撰文发表评论，称“华为在美国输得很惨”。唐骏称华为的“放弃”有着难言的苦衷和愤怒，其背后的核心是美国政府为了保护全球网络设备老大思科公司。

唐骏表示， 华为在美国不是输在产品、技术、品牌和价格，不是输在市场的竞争，而是输在政治，输在游戏规则上。如果华为在美国国会发表报告前，及时了解思科游说国会的内容并开始进行相应的反击，而不是在国会发表报告后再进行辩解，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另据了解，去年4月，当思科全球CEO钱伯斯被媒体问到最担心哪家企业时，钱伯斯毫不犹豫地回答： “这个问题很简单。 25年前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最大竞争对手会来自中国，现在来看，就是华为。”华为的产品已经覆盖全球140多个国家，超过传统的北电、朗讯、摩托罗拉等老牌企业，对思科公司也逐渐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威胁。

思科不得不反击华为，但反击方式不是用技术、产品和价格，而是动用了国会报告和向美国国会游说的政治手段。思科仅去年游说美国国会的支出就达到了280万美元，创下了历史纪录。在美国国会，有3个国会办公室的高级工作人员证实，思科向国会游说时要求加强对华为的审查。美国媒体还透露， 2011年9月思科曾在业界广泛散发7页名为“华为和国家安全”的文件，鼓动美企不要和华为合作。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华为并不想放弃美国市场，虽然美国市场的营收占比微乎其微。据悉，华为公司在美国辛辛苦苦经营了12年之久，全面放弃将会是一个重大损失。该公司仅强调，将放弃向美国运营商提供基础通信设施业务，原因是美国政府始终不肯放宽限制。

然而华为在美国依然拥有规模庞大的手机业务，此外还在企业网络及其他一些市场上拥有业务运营活动。

华为发言人威廉·普拉默(William Plummer)也表示：“我们仍将继续为美国客户提供服务，为美国员工提供工作机会，并致力于在美国进行投资和开展业务运营活动，在美国市场上创造10亿美元以上的销售额。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将交付客户想要的、同时又能被当局允许的更多具备竞争力和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根据华为的规划，未来五年，在运营商业务方面，华为希望在中国、亚洲、非洲和独联体市场继续保持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把欧洲建成除中国外的第二个本土市场，在日韩成为主流运营商；在企业业务方面，华为将聚焦在欧洲和中国两大区域以及重要企业较为集中的26个国家；在消费者业务方面，华为将聚焦于全球30余个智能手机需求量较大的国家。

另据知情人士称，华为的利润主要来自亚太东部地区和欧洲，占华为2012年总收入的60%。但这些有利可图的新兴市场并非华为将重心转移出美国的关键原因。华为企业业务CEO徐文伟表示，在美国市场，华为希望能够自然发展，不会过多关注，也不会为突破政治壁垒采取额外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