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13年通信行业业内人士十大精彩观点

2013年通信行业发生了很多变化，4G时代到来，资费也成为业内关注焦点；互联网金融拉开了序幕，而这也仿佛是传统银行也噩梦的开始；“棱镜门”事件突然爆发，让全球震惊，而这些被牵涉在其中的企业在华又将受到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2013年通信相关行业业内人士的精彩观点：

1.曾剑秋：4G时代资费将更优惠

12月5日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正式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和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颁发了“LTE/第四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TD-LTE）”经营许可。牌照的发放标志着我国正式拉开4G商用大幕，与此同时，4G资费问题也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北京邮电大学信息经济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曾剑秋对通信世界网表示，4G时代，用户将会享受到比3G时代更加优惠灵活的资费套餐。

曾剑秋表示，在当前重要的发展机遇期，4G牌照的发放，对促进信息消费、拉动内需、实现国家创新战略具有重要意义。4G牌照发放是国家拉动内需一系列政策的延续，4G的部署可以有效带动产业链快速发展，比如刺激我国企业研发进步，各方制造更先进、更丰富的产品，提高整个电信服务水平。

在谈到此次只发放给三大运营商TD-LTE牌照，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在今年均表示采用TD-LTE和FDD-LTE的融合组网方式，FDD牌照为何暂无发放信息，曾剑秋表示，TD-LTE是我国自主研发的4G国际移动通信标准技术，考虑了LTE技术发展和产业成熟度等多种因素，所以先发TD-LTE牌照，后续随着FDD-LTE的商用时机成熟，也会发放牌照的。

　　对于用户最关系的4G资费问题，曾剑秋也表示，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4G资费肯定会逐渐下调，一定会比现在的3G资费更加优惠，并且运营商会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流量套餐。

据了解，就在前不久，广东移动对4G资费再次进行了下调。按照这份新调整的方案，不论是用户自带手机入网，还是办理合约购机，新套餐比原套餐无论语音还是流量只加不减，现在办理4G基本上相当于流量几乎翻倍或月费五折。正如业内人士分析，由于4G技术的先进性，网络承载能力得到成倍提升。4G网络可以在提供更高容量的同时，却并不显著增加运营商的网络建设成本，甚至会比3G初期有所优化，因此预计4G时代运营商资费政策将更加灵活。消费者花在4G上的费用并不会比3G更多。

　　2.邬贺铨：移动互联网时代运营商创新与守旧对弈

12月3日，在今天举行的2013移动互联网国际研讨会上，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院士表示，移动互联网时代业务模式，商业模式，开发模式等整个产业链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运营商开始打破传统体制，在创新与守旧中寻求出路。

邬贺铨称，传统电信运营商在处在产业链的龙头，当前电信运营商在加强自主研发能力的同时，开始打破传统自我封闭的格局，与ICP企业开启更多的合作。

他表示，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电信业价值产业链拉长，原来主导短链的运营商利润被挤占，而ICP企业将内容、应用平台和门户等整合，在产业链中占据主体地位。同时OTT业务使电信运营商面临被管道和边缘化的挑战。

对此，电信运营商已经开始注重管道和平台并重了，中国电信提出要做智能管道主导者，同时与网易合作推出易信，中国联通跟腾讯合作推微信沃卡，中国移动提出智能管道加开放平台，加特色业务，加友好界面，建立终端公司，与微软开展云计算合作等。

3.杨再平：互联网金融革命已让银行家们彻夜难眠

1995年，世界第一家网络银行在美国诞生，互联网金融拉开序幕。如今，各主要经济体互联网金融更是方兴未艾，如火如荼。至于我国，有关互联网金融讨论与行动更可谓热火朝天，而有关看法又可谓众说纷纭，做法也多少有些“各自为战”。典型的互联网金融战国时代。究竟应该怎么看怎么做互联网金融？笔者曾于上月在莫干山改革论坛上发表过一个演讲，现整理出来，也参与这场“互联网金融百家争鸣”吧！

　　图为杨再平发言

让银行家们彻夜难眠的互联网金融革命

互联网金融，顾名思义，即运用互联网技术与精神提供系列金融服务的新型金融。其“新型”非同小可，并非一般，而是具有革命性的新型。换言之，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及发展是一次金融革命，我们不妨称之为“互联网金融革命”。其革命对象无疑即传统金融业。诚如比尔盖茨上世纪中后期所预言的：“21世纪传统商业银行将成为一群灭绝的恐龙。”何以如此？

其一，互联网之虚拟网点网络可很大程度替代银行之物理网点网络 。网点多，网络覆盖范围大，是传统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基础设施优势，业界通常称之为“水泥砖头”优势。由于打造这样的基础设施并非易事，耗时耗物不说，增加一个网点，尤其是跨区域增加网点，获得监管部门准入，困难重重，因而哪家银行拥有了网点网络或“水泥砖头”优势，哪家银行就拥有了做大做强的基础。而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其虚拟网点网络却可很大程度替代银行之物理网点网络，“键盘鼠标优势”让其“水泥砖头”优势不再，至少不再那样优势，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基础优势。正是这一替代效应，让互联网成为进入银行业的“不速之客”或“抢食者”。正如一位美国银行家本世纪初始所言：“虚拟市场业务正在吞食实体业务。”

其二，互联网金融更能突破时空局限，而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更灵活地服务更广大时空范围的消费者 。互联网金融，依托全天候覆盖全球的虚拟网点网络，让消费者在任何地点，动动手指头，敲敲键盘，点点鼠标，就能支取任何地点的资金，办理远程银行业务，如此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更灵活地服务更广大时空范围的消费者，这是传统银行望尘莫及的。

其三，互联网金融还可大幅降低业务成本 。早在2000年时，欧洲银行业测算其单笔业务的成本，营业点为1.07美元，电话银行为0.54美元，ATM为0.27美元，而通过互联网则只需0.1美元；一般而言，银行业通过在线虚拟支付的成本是通过物理分支机构支付的1/16到1/6。手头没有这方面的最新测算数据，但可猜想，十多年后的今天，互联网金融的相对成本优势一定比那时更大。就算1/10到1/16的业务成本降低，这样的成本优势空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其四，互联网之大数据信息集散处理将大大提升金融业服务与风险管控之能效 。互联网产生大数据，大数据推动云计算，而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集散处理，对金融业提升服务与风险管控能效又是至关重要的。大数据集合海量非结构化数据，通过实时分析，为互联网金融机构提供了客户全方位信息，通过分析和挖掘客户的交易和消费信息掌握客户消费习惯，并准确预测客户行为，使银行在营销和风控方面有的放矢。譬如，通过社交网络或电子商务平台可挖掘各类与金融相关的信息，获取部分个人或机构没有完全披露的信息。可以预见，若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信息集散处理，互联网金融必将大大提升金融业服务与风险管控的能效。换言之，更高效周到服务与更安全稳健的金融业可期。

其五，“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融入金融业，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平台，或将造就新的金融业态 。这一互联网精神融入金融业，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平台，将改变传统的融资模式，或将衍生既不同于传统间接融资，也不同于传统直接融资的全新融资模式，姑且称其为“互联网融资模式”。与此同时，将增进其与客户之间的了解、理解与良性互动，形成新的金融业客服关系及商业模式，进而造就新的金融业态。

其六，上述因素共同决定，互联网金融更能做到普惠金融 。由于其可突破时空局限、可大大降低成本、有大数据、云计算信息集散处理优势以及“开放、平等、协作、分享”之精神，因偏远分散、信息太少、成本居高、风险较大而很难得到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或能从互联网金融得到有效而可持续的金融服务。我们一直追求的普惠金融梦想，或能通过互联网金融而很大程度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或金融业，即是严峻甚而颠覆性挑战，又是宝贵可谓难得机遇。倘若应付不了、招架不住这一挑战，或把握不住、利用不好这一机遇，定然难逃“21世纪灭绝恐龙”的宿命，一如“升昌”了一百五十多年的我国山西票据业当年因未能把握住、利用好“电报金融”而成为灭绝的恐龙一样。反之，倘若深谋远虑，从容应对这一挑战，把握利用好这一机遇，不仅可逃“恐龙宿命”，而且可大大更新提升自我，凤凰涅磐。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金融革命让银行家们彻夜难眠的理由。

4.富士通CTO周一平：大数据缺的是人

就热得发烫的云计算，日本科技巨头富士通整合支持中心亚太区首席技术长（CTO）周一平受记者专访时说，富士通在中国不会彻底转型为云计算服务提供商，过去4年，富士通中国的云计算业务主要集中推广云计算架构解决方案，同本地云计算服务提供商以及云计算解决方案商合作，“今后在中国的部分领域提供富士通的云服务，这也是有可能的。”

富士通是日本第一大、全球第三大IT服务提供商。

眼下，包括谷歌和微软在内的多家科技巨头都将云计算列为未来的业务重点，这些公司的云计算可以分成两大类：云计算解决方案业务和云计算服务业务（服务提供商）。

周一平认为，并非每家IT厂商都需要直接向客户提供云服务、转身成为云服务提供商，“无论云计算服务提供商，还是云计算解决方案商，底层总需要IT基础架构。云架构和一般IT基础架构的区别在于，它必须能够支撑云服务对基础架构的特殊要求，比如基础架构的动态部署，而不是人工部署。”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企业已将云计算和大数据相结合。对此，周一平称，不应该把大数据炒得像是可以替代云计算，大数据确实已经从网站应用逐步走向企业应用，但它毕竟还是业务应用程序，而云计算则是业务应用的一种交付方法，“对企业而言，大数据可以按普通应用的方式部署，也可以用云计算进行交付，或是向大数据处理服务提供商直接购买大数据服务。”

周一平指出，对企业来说，大数据时代的挑战并非是技术的欠缺，而是人才的缺乏和观念的转变，“人才是关键，要有数学建模人才，更要有对企业业务熟悉同时对IT技术有深刻了解的人才。”

周一平坦言，目前在中国发展大数据需要从数据采集环节开始，考虑数据的质和量。

“如果把采集的数据统统转变成结构化数据，既无法适应大数据处理的量大特征，也无法充分利用成熟的非结构化数据并发分布式处理的技术。”周一平说，数据的量是最基本的，有了量才有质，在大量数据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从不同角度挖掘有价值的信息。“10多年前遇到上海一保险企业IT主管，整个公司的数据仅仅一张光盘，那个时候如果要谈精准营销，根本就不可能。”

周一平透露，在大数据业务策略上，富士通中国先推大数据处理平台，其次是根据中国的情况，推出适合中国行业应用的大数据处理，以这种先平台后应用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大数据市场。

　　5.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世界最终属于安卓 小米明年收入过500亿

在2013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进行了发言，他表示自己看到安卓的第一眼就知道一个巨大的机会开始了，这个世界最终会属于Android。

雷军在演讲中表示，移动互联网行业的两件大事深深影响了他，第一是2007年苹果发布了iPhone，另外一个就是2008年谷歌推出了Android系统。他认为，iPhone的诞生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不过最震撼的还是Android。

雷军说道，2008年10月，他在香港高价入手了一台G1，用完后的第一感受就是要做Android手机，并且要用互联网方式做Android手机。随后他找了很多同行发现大家离这个概念差距很远很远，所以在自己整40岁的时候，决定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

对于很多人说小米炒作的事情，雷军表示这简直就是胡说，因为初期他们是非常保密的推进计划，而小米首次曝光是2011年7月的事情了，那时产品已经全部搞定。雷军还强调，经过两年的时间，小米今年已经做到了300亿，他相信明年的成绩当然肯定会过500亿，并且有99%的把握。

此外，雷军强调互联网手机是一个特别强调体验的产品，而他们在用户体验方面也是下足了工夫，虽然MIUI是深度定制Android的OS，但其实他们对后者的中层和上层代码进行了全部重写。与此同时，雷军还表示很多人都说，MIUI不是操作系统，小米为什么不离开Android自己做一个，而他自己则认为离开Android自己做一个听上去很美，虽然技术难度并不高，但它的生态系统极难建设，也就是说你离开Android基本活不下去，所以，最终小米基于Android深度定制了自己的系统。

6.诺基亚CEO里斯托：重塑公司 未来或重返消费电子市场

在将设备部门出售给微软之后，诺基亚将重塑自我，这已是它第二次进行自我改造。

塞穆尔尼西摩乔基（Samuli Simojoki）知道诺基亚出售设备部门给微软的交易已成定局，但他仍然想发出自己的声音。西摩乔基并不支持这项交易，他说因为他不但是诺基亚的一位股东，更因为他是一名芬兰人。

西摩乔基是赫尔辛基的一名律师，他和其他3200多名股东一起参加了11月19日召开的特别股东大会。他在大会上对上述交易投了反对票，但是超过99%的股东投了赞成票。

预计微软将在2014年初完成收购诺基亚设备部门的交易，届时诺基亚将完全放弃这项曾令无数芬兰人为之自豪的业务。

诺基亚之前也曾为改造自身而努力过。公司在1865年以生产纸浆起家，之后曾转入发电、橡胶制品和电缆等行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又进入了电视机市场并跻身欧洲畅销商行列。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诺基亚的消费者电子产品业务却遭遇惨败，造成了巨额的亏损并最终象橡胶制品和电缆业务一样被卖掉。当时，手机业务是诺基亚的未来发展主方向。

但是不久之后诺基亚就又要重蹈覆辙了，包括公司首席执行官埃洛普（Stephen Elop）在内的3.2万名员工将一起被微软接收。埃洛普之前就是从微软跳槽过去的，他在2011年宣布诺基亚自己将放弃自主研发的塞班平台而与微软合作。现在，他又要重回老东家的麾下效力了。

卖掉了亏损的设备部门后，诺基亚的公司规模将急剧缩小，变成一家不起眼的小公司。尽管如此，但它仍将拥有5.6万名员工，其中芬兰的员工约为6000多人。

诺基亚将通过这项交易以及它与微软达成的十年期专利授权交易获得54.5亿欧元（约合73.4亿美元）的收入，另外它还向微软借了15亿欧元（约合20.2亿美元）的贷款，诺基亚的手中将持有大量的现金。

诺基亚的股东、对冲基金Third Point一直要求公司向股东提供更高的回报。自从诺基亚与微软的交易方案在9月初被公开以来，诺基亚的股票已经上涨了一倍，达到接近6欧元的水平。

未完成的业务

新的诺基亚将由三部分业务组成。到目前为止，公司最大的一部分业务将是Nokia Solutions and Networks（NSN），该部门主要向电信运营商销售设备、软件和服务，它在这个领域面临的竞争对手包括瑞典的爱立信、中国的华为和中兴通讯以及法国的阿朗。

NSN业务将为新诺基亚贡献90%的营收。在苏立（Rajeev Suri）的领导下，它已经从一家亏损的合资公司变成了一家盈利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在今年的前9个月里，NSN的营收达到了82亿欧元（约合110.5亿美元），几乎与手机业务的营收差不多了。

NSN业务的营收以前也下滑过，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它必须放弃掉无法盈利的业务。

苏立表示，与手机业务相比，网络业务的稳定性更强一些，因为公司在出售电信设备的同时还跟客户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但他预计这个行业的成长性不会很强，大概只在中低水平。因此，他已经精简了NSN的业务并专注于移动宽带领域。

诺基亚还想壮大它的另外两项业务，其中一项规模较小的是HERE地图业务，这项业务占据了车载导航系统的大部分市场；另一项规模较大的是Advanced Technologies业务，主要负责对外授权专利。

诺基亚董事长兼执行CEO里斯托（Risto Siilasmaa）将Advanced Technologies业务称为公司的创新引擎，诺基亚未来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部引擎的运转情况。

Advanced Technologies和HERE的专利授权收入总和大约为每年5亿欧元（约合6.7亿美元）。诺基亚首席知识产权官保罗梅林（Paul Melin）称，绝大多数专利授权收入将来自于标准专利的授权业务。

所谓的标准专利指的是任何厂商的任何手机都要用到的专利技术，因为那些专利对应着手机的基本功能。标准专利为很多公司所有，因此它们经常签订交叉授权协议，相互支付专利使用费。

一旦将手机业务出售出去，诺基亚就无需再向其他公司支付专利使用费了，但它还可以因为自己拥有的标准专利而向其他公司收取专利使用费。另外它还拥有其他一些专利技术，它可以通过对外授权来获得大笔的专利使用费。

微软完成收购交易的时候，董事会必须确定一个公司架构，公布发展战略并挑选一位首席执行官。苏立当然是最明显的人选，但是据说首席财务官提莫伊哈莫蒂拉（Timo Ihamuotila）也有可能出任该职务。

虽然新的诺基亚将不再生产网络设备，但是里斯托仍非常看好网络设备市场未来的发展前景。他暗示诺基亚也有可能会有朝一日卷土重来，生产消费者产品。现在说这些可能有些荒谬，但是对于诺基亚这样一家染指过造纸、发电、电缆、电视机、手机、电信设备、地图和专利授权等众多行业的公司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7.爱立信CTO艾华信：标准应着眼全球 避免孤岛效应

爱立信对于通信技术以及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总能够准确把握。而作为这家百年老店的技术“大拿”，爱立信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艾华信（Ulf Ewaldsson）对于通信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更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对此，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五届爱立信商业创新论坛（EBIF）上，艾华信在接受专访时与我们进行了分享。

爱立信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艾华信

　标准应着眼全球避免孤岛效应

艾华信特别强调了通信技术标准统一的重要性，任何时候通信标准都应着眼于全球市场的发展，尽量避免出现技术孤岛。

例如在日本，尽管日本在亚太区较早进入了4G商用，但在2G时代日本使用其自有的通信标准PHS，导致日本移动通信业与全球都不太兼容，这直接加重了日本的“孤岛效应”，并直接造成日本电信设备业由于不能很好的适应全球标准而在3G时代衰落。时至今日，GSM手机仍然不能在日本进行漫游。

对此，艾华信表示，“电信行业从发展的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市场，电信业的基础价值之一就是把世界各个地方之间能沟通、联系起来。包括对LTE FDD和TD-LTE我们也是希望有全球化的标准；反之，如果有太多的个别市场提出独特的标准，会妨碍整个行业的全球性的本质，而且会带来一些既不兼容也缺乏竞争力的标准。”

此外，艾华信还特别指出，如果在一个国家的市场内部，本土的供应商和本土运营商走得太近，造成了所有的创新只是在本土的买家和本土的卖家之间的创新，那么就会形成一种闭门的供应商和运营商之间的交互，但是不能够复制、推广到全球市场，确实存在这样的风险。

“我们针对中国运营商的规格要求已经做了很多定制工作，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而言，这种定制的要求如果太多太细可能会造成某一个市场发展的一定程度的孤立化。”艾华信强调，如果要有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案，全球规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为此，爱立信在北京已经拥有爱立信全球最大的研发中心之一，在上海、广东、南京、成都也有很大的研发中心。

8. 华为企业业务营销部总裁何达炳：五年内企业网业务再造一个华为

与运营商的业务合作支撑华为成为目前全球仅次于爱立信的电信设备商，随着业务范围不断拓展，虽然运营商业务仍为重点，但与其相提并论的还有企业业务、消费者业务和其他业务三大版块，他们与运营商业务一起，成为华为今后业务发展的“四大轮子”。最近，华为企业业务营销部总裁何达炳在接受采访时说，企业业务在华为四大业务版块中发展加速度最快，到2015年华为企业业务计划销售将达到150亿美元，相当于“利用企业业务再造一个华为”。

企业业务是近期华为成长最快的板块。何达炳介绍，为促进企业业务成长，华为做了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布局和调整。

首先是回购华赛。今年华为把赛门铁克49%的股份买下来，加上原来51%的股份，实现了对华赛100%的股权。华赛的业务主要是存储和安全，回购使得华为的ICT基础非常完整，大大提升了产品方案的竞争力。云计算必然涉及到安全问题。华赛在安全领域做了很多技术积累，与华为企业业务有非常好的互补性。华赛的安全产品在国内市场遥遥领先，华为很多行业客户都是用华赛产品，现在这些客户自然“过桥”成华为企业客户了；华为现在再把路由器、交换机、呼叫中心、UC产品卖给他们，这种叠加销售变得更容易和简单。由于华赛以前就是华为控股，大部分管理层都是华为项目输送过去的，内部研发流程跟华为类似，所以，双方没有什么文化差异，融合起来没来障碍。

第二是加快研发和产品发布速度。华为今年举办了很多大型产品发布会和技术推介会。其中前段时间的云计算大会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与往年相比，今年华为产品推出速度明显快了很多。何达炳说，华为产品的推出和发布速度明年会更快。这种速度是华为研发能力的体现。华为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研发。产品推向市场的速度加快，说明华为研发能力越来越强。

第三个就是渠道和渠道建设。何达炳说华为脱胎于运营商市场，很擅长做直销。现在社会渠道的开拓，从全球市场来说，都进展顺利。现在全球与华为签约认证的渠道合作伙伴已经起过两千家，其中海外超过50%。国内渠道也在开拓有条不紊地进行，华为不断地跟合作伙伴沟通，强化对渠道体系人员的培训，帮助他们增加对产品和技术的理解。

第四是加强对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前些天华为在北京搞了一个认证发布会，针对ICT产业的人才储备进行培育。这些人才，可能为华为服务，也可能为华为的合作伙伴服务，推动对华为产品和方案的销售和服务。这种人才的培育工作，华为将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

何达炳说，自从华为年初开始发力社会渠道以来，经过一年摸爬滚打，开始深刻地了解其运作方法，把握其与运营商市场的区别。从而更加坚定了要把社会渠道做强做大的大方向，不会发生任何摇摆。

　　9. 高通CEO保罗·雅各： “棱镜门”影响高通在华业务

　　高通公司CEO保罗·雅各布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由于受到美国NSA“棱镜门”监控丑闻的影响，以及美国对中国企业的颇多限制，高通在中国的发展将面临压力。

雅各布称，“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并且，所有美国科技公司都感受到了这种压力。无疑，这种状况已经改变了高通在中国的运营方式。未来，我们需要非常谨慎。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经过慎重思考，例如如何销售产品、如何与客户进行沟通等等。”

雅各布称高通在华业务受影响

“我们正在与一些中国厂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在中国大陆进行部分芯片组的生产。虽然我们并未把应用最先进技术的产品带到中国生产，不过我们已经将一些成熟的技术引入到了中国。”雅克布表示，“目前，高通在中国市场正在经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情况也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影响。”在截至9月29日的这一财年中，高通中国的业务营收为10亿美元。

据悉，受到美国“棱镜门”监控丑闻以及一些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思科、IBM和微软在内的美国科技公司，在中国市场正在面临新的挑战。以思科为例，其在中国市场的订单需求量下降了18%，全球范围的营收同比下滑了8%至10%，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中国业务的持续疲软。

雅各布认为，尽管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是高通仍将在中国市场获得很大的份额。高通预计，随着中国LTE技术的发展，其在中国的业务将大幅增长。

10.思科总裁钱伯斯：中国的考验不影响长远计划

“虽然我不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但在这件事情上我是非常有耐心的。”钱伯斯口中的“这件事情”指的是中国市场。

日前，思科全球总裁钱伯斯接受了媒体的专访，之所以再次重申他对中国市场的耐心，是因为思科正在全球市场经受挑战，而中国的挑战尤为明显。

从全球来说，思科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转型期，从一个硬件厂商转型为“软件+服务”的厂商，而在中国，如同其他大型IT公司一样，思科也备受“棱镜门”事件的影响。

因为中国国有公司开始推迟订单，包括大型机器和服务器，IBM第三季度在中国地区的收入下滑了22%，而在刚刚公布的思科2014财年第一季度财报中，思科在中国市场的收入下滑18%。

“在中国，我们要应对挑战，要专注于市场转型。有时会容易一些，就像三四年前那样；有时这会非常困难，就像现在这样。”钱伯斯充满信心地表示，“中国今天占我们业务总额不到5%，但从现在起，七八年后它应当是占到10%~15%。”

回应安全质疑

钱伯斯至今仍清楚记得30年前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场景：机场唯一的一条传送带是坏的，路上几乎没有汽车，道路两边有成百上千的自行车。

“如果我不是一个美国人，我想成为一个中国人。”钱伯斯再次重申了他之前在多个场合的表态，从个人角度来说，钱伯斯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

1991年加入思科之前，钱伯斯曾经在王安电脑公司工作，该公司创始人王安在很多方面都深刻影响了他，钱伯斯也曾经因为了解中国文化而成为负责王安电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业务的唯一非华裔人士。如今的钱伯斯可以顺利地阅读中文。

但是，思科中国的业务一直备受挑战。2011财年和2012财年，思科在中国市场的收入还分别增长11%和17%，但受到经济增长放缓等大环境的影响，2013年财年思科中国收入下滑5%。

“棱镜门”事件再次让政府和企业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上升，并进一步冲击了思科的在华业务，在最新的2014财年第一季度，思科中国收入跌幅扩大到18%。受此拖累，整个亚太市场都表现疲软，整体下滑9%。

“我们不会将我们的代码交给任何政府，无论是中国政府或美国政府或任何集团，并且我们也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中国的领导人已经知道这一点。我们现在不会这么做，将来也不会。”钱伯斯这样澄清。

实际上，思科受到的煎熬和质疑是双重的。“我在美国被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起诉，说我帮助中国政府窃听和监视自己的公民——这个我们显然没有做。在中国，人们担心我们帮助美国政府试图窃听和监视中国——这个我们显然也没有做。”

钱伯斯解释说：“如果你这么做了，你将永远不会在俄罗斯和巴西得到基础设施方面的业务。 我们是莫斯科的安全基础设施提供商。你不能超越那条底线。俄罗斯人非常聪明，如果你做了的话他们每次都会发现。”

因此，短期的考验并没有打击钱伯斯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热情。“我不想让短期思维方式干扰长远计划。长远计划对我来说就是几十年，不是像很多美国公司考虑的那样是六个月或一两年。”钱伯斯说，“我们目前正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转型挑战

思科的发展过程伴随着一次又一次“转型”。按照钱伯斯的划分，互联网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互联的时代，以Email作为互联网的主要应用，第二阶段是电子商务阶段，这推动了思科从1993年到2000年的业务增长，第三阶段是社交媒体、云、移动和视频的阶段，这些技术推动了思科过去十年的增长。

如今，思科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转型路口上。“‘万物互联’将推动我们下一个十年的增长。”钱伯斯说。

但是，转型的挑战却超乎想象地严峻，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目前SDN(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软件定义网络)技术的兴起。简单来说，这一技术使得原本只有在高端企业级路由器、交换机上才有的服务转移到了软件层面，而这些软件则可以在一些廉价硬件平台上运行，因此，在这一技术逐渐流行起来后，企业对于高端路由器和交换机的需求将大幅减少。

按照行业内的说法，SDN技术将打破原有老牌企业的优势，给新进入企业带来与巨头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的机会，目前，不少初创企业以及亚马逊、谷歌等互联网企业都在采用该技术重新搭建网络。

一个未经思科官方证实的说法称，如果思科自己进军SDN市场，将会使思科现有的核心利润来源——硬件业务规模从430亿美元下降至220亿美元。

11月初，思科通过之前投资的一家子公司Insieme Networks发布了“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Application Centric Infrastructure，简称ACI)，这被外界看作是思科应对SDN的解决方案。

“当时在台上的是各大主要高科技企业的代表，其中包括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都说‘我们相信这是今后十年三大主要技术趋势之一’。”钱伯斯拉来了众多合作伙伴为思科背书，“‘物联网’与‘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结合起来，就是我们认为将会让我们营业额翻倍的巨大市场转型和架构。”

钱伯斯曾表示，现在IT领域，包括惠普、IBM、微软、Oracle、SAP、戴尔等6家公司里，有3家会在未来因商业模式的问题而消失。

“事物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变化，如果你不让你的公司改变，你就会落后，不管你现在有多强大。”钱伯斯非常清楚思科目前所处的位置，“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也将是其中之一”，但他认为，“思科将是继续发展的3个当中的一个，并且将成为第一大IT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