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垃圾之城调查:垃圾发财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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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做大宗废旧电器收购的多是潮汕人,像我这样规模的大概有三四个吧,运气好的话一个月能收上来几十吨。”他告诉记者,“能直接用或者可以修理的就送去旧电器市场,剩下的就地做简单拆解,然后走公路运到贵屿或者清远。”
据马老板介绍,他的货大多供给一位族亲,这位族亲在广东贵屿的拆解作坊自今年春节以来就没停过,每个月至少要拆掉十几车(40吨标准的集装箱车)电器,是贵屿几十家二级拆解作坊的主要货源。
“电子垃圾之城”贵屿
地处粤东地区练江北岸的贵屿镇,这个曾经稻谷飘香不为人知的小镇,现在已凭借每年回收处理百万吨级以上的电子垃圾而广受世人关注。
据绿色和平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04年,贵屿镇从事电子垃圾拆解加工的村有20个,企业300余家,其中年拆解量2万吨以上的有10家,1000吨以上的有40家,有的拆解大户在高峰期里日拆解量高达200吨。与此同时,贵屿年加工生成塑料、铜、铁再生资源在2万吨以上的大型企业有4家,还有近5500个农户从事间歇性、作坊式的经营。
据马老板透露,目前贵屿拆解业的货源主要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来自于美国、欧洲以及日韩的进口电子垃圾,主要走海运到达香港后,再通过南海、广州、深圳等地转运到贵屿,这些是传统上贵屿数量最大的货源。但这部分货源随着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大和浙江台州、广东清远等其他拆解基地的竞争,近几年呈衰退之势。
另一部分则是国内的电子废物及塑料回收商,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货源,包括珠三角、长三角等制造业发达地区和北京、上海、广州这些电器更新快速的发达城市,这部分货源的增长速度现在非常快。
“不管是哪种货源,都是以废品的价格买入,和拆解后的售价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马老板表示,他在贵屿的族亲以前就是靠进了一批十几万元的货物,拆解后卖了1000多万发家的。“做电子垃圾这一行,运气好的一夜能赚百万,买一个货柜便宜的几万,贵的也就一二十万,拆解完了光贵重金属就不只卖这个钱,一两倍的利润很正常。”马说。
“电子垃圾中的确含有丰富的可回收物资,包括贵重金属、塑料、玻璃以及一些能再利用的零部件。”绿色和平项目主任岳毅桦依据国外研究报告指出,通常在一吨电路板中,可以分离出286磅铜、1磅黄金、44磅锡,而仅1磅黄金的价值就超过6000美元,“因此,类似贵屿数千家手工作坊那样对电子垃圾进行不需要先进技术、设备,低成本的手工拆解,绝对是利润丰厚的。”
岳毅桦告诉记者,在贵屿拆解业的整个生产过程中,除了生产原料——电子垃圾——需要一定的资金外,其他环节的成本都极其低廉。由于作坊主通常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连续生产,只能是卖完一批再进一批货,雇工一般都是短期的灵活方式,而比较常见的雇工价格是女工17元-20元/天,男工20-30元/天,雇工也全部是来自四川、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外乡人。而在税费方面,通常作坊主都是以几百元/月的“管理费”形式缴纳给政府,并且大部分连收据都没有的。
5倍收入的代价
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贵屿全镇80%以上的人员从事电子垃圾拆解,人年均收入1.5万元,是全镇农民人年均收入的5倍。
“在给贵屿镇居民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电子拆解行业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环境的严重污染。”岳毅桦指出,为了节省成本,贵屿的家庭作坊往往采用最直接和最原始的方式进行电子废物的拆解工作,这直接导致了对空气、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贵屿的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饱受重离子污染的地下水更是早已不能饮用。”
自2005年3月起,绿色和平组织在贵屿镇周边地区共收集了44份环境样本,包括从一些典型场所采集而来的工业废料、室内尘埃、土壤、河流沉积物及地下水,基本涵盖了目前中国在电子垃圾的拆解、回收和最终处置过程中的所有重要环节。
8月17日,绿色和平组织在英国的Exeter(埃克塞特)实验室公布了检测结果:电子垃圾拆解过程中排出大量有毒重金属和有机化合物,导致空气的铅浓度和土壤的重金属含量超标达百倍之巨。贵屿至南阳公路旁的工厂废水沟里的沉积物中,含有大量化学壬基苯酚,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内分泌干扰物质,能够损坏人类DNA和男性体内的精虫。
不久前,汕头大学医学院对贵屿镇165名儿童所做的血铅水平检测也显示,贵屿儿童的血铅水平已经显著高于普通儿童;而在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科学家麦碧娴采集的珠江三角洲范围样本中,也发现了一种溴化阻燃剂PBDE的污染已相当严重;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科学家骆永明则在台州地区的农田土壤中检测到剧毒的二恶英。
汕头大学医学院霍霞教授表示,电子产品中使用的有毒物质大部分会长期沉积在环境中,很难被消除,而且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甚至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与学习能力。
欧盟指令牵动国内立法
8月13日,欧盟开始实施《废旧电子电气设备指令》和《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双指令”规定,生产者必须重复利用或回收在2005年8月13日以后在欧洲销售的商品,否则可能需要支付占销售额2%的罚款。同时该法规还要求生产者回收上述日期以前产生的一部分电气和电子废弃物。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人们基本上还不清楚具体该如何执行这项工作。”索尼亚太区一位高管表示,在实际应用中,该机制还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指令》规定,制造商在欧盟市场的年均份额决定其应回收的废弃物份额,但该指令并没有规定如何计算市场份额。另外,《指令》规定生产者必须承担废弃物回收方面涉及的主要资金,但回收成本估算本身就相当复杂。《指令》同时保留了以下可能性:生产者可以在零售价格标签旁边贴一个明显的废弃物回收费标签,以此向消费者收取回收费用。“如果有的国家在立法时采纳这种方式,则生产者的回收成本可能降低。”
“要我们在欧洲回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产品,这的确有些令人搞不清状况。”索尼该高管表示,要想符合《废旧电子电气设备指令》的要求,有两个主要做法:一是通过各欧盟国家现成的国营回收机构;二是自行建立民间联盟。
索尼最终选择的对策是与惠普、Braun GmbH和伊莱克斯联合成立一个欧洲回收平台(ERP SAS)。“这实际上是一家负责管理联盟成员的废弃物回收与处理的公司,总部位于巴黎。”此高管告诉记者。
“在《废旧电子电气设备指令》实施后,由于欧盟所收集电子废物数量及成本的增加,从欧盟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电子废物的非法贸易也将有可能增加。”清华大学专门研究循环经济的张天柱教授提出了自己的担心,“我们很忧虑这些在欧盟国家使用的电子产品在废弃后,被非法运往中国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污染当地的土地,危害工人的健康。”
“‘双指令’的实施代表人类开始正视电子废物污染问题,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也无疑是为中国电子垃圾管理法规的制定注入了‘催化剂’。”信息产业部经济运行司体制改革处处长黄建忠说。
黄建忠同时透露,中国酝酿一年半之久的《电子信息产品生产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也已经完成立法程序,《办法》由六部委联合会签,目前除国家发改委外,另五大部委——环保总局、商务部、工商管理总局、海关总署、信产部---已经签署完毕,计划年内正式出台。
这显然令众多环境学者和绿色和平工作者们倍感振奋。张天柱表示,“电子产品的生产商最清楚他们自己制造的产品,由他们来负责回收处理是最好的选择。同时这种方式能积极推动生产商从源头改善产品设计,令产品更易于回收或升级使用,并减少各种有毒物质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