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7个国家级互联网络交换中心终结网民“最遥远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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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电信、北联通”,这场延续十多年的沉疴或许随着这条政策的落地而被治愈——中国将新增7个国家级互联网络交换中心,中国互联网交换中心的节点将增加为10个。对广大网民而言,“最遥远的距离是电信与网通”这句笑话,终将成为“曾经的故事”。
但这一政策最大的受益者,毋庸置疑属于当前的互联网企业。“好事、好事。以前严重被殃及池鱼,现在总是有所改善。”腾讯助理总经理侯金刚在记者询问这一政策时不停感慨:“这条政策对云计算、数据中心向中西部迁徙的趋势极为有利,也能极大减少互联网企业的网络负担。”
躺着中枪的互联网
中国电信一统江山的时代,互联网就存在互联互通问题,当时国内存在10张相互独立的网络,网络间相互访问速度极慢且效率很低。
2000年,由信息产业部主导,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中国国家互联网络交换中心,力求拉拢国内网络的“十方诸侯”。当时,正值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前夕,中国互联网产业刚刚起步,此政策可谓适逢其时,堪称互联网的“顶层设计”。
然而,在接下来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十多年中,顶层设计没能跟上互联网的步伐,反而给互联网的发展带来更高成本。
2000年底,中国铁通成立;2001年,电信、网通分家。PC互联网时代,这三张承载中国几乎所有互联网网民的网络,只有这三张节点可以相互通信。“最遥远的距离是电信与联通”的段子起源于此,二者之间有着数万毫秒的网络延时,而且三大节点永远是100%负荷运转,在中国最繁忙的网络节点中永居榜首。一则全国流量汇聚于此,二则运营商对于节点容量扩容从未上心,相比之下,运营商内网的负荷基本维持在20%-30%之间。
互联互通,一度是电信、联通相互制约,以及二者联合制约铁通的最大筹码。
然而,诸侯争霸,受苦的是那些以体验吸引用户的互联网企业。侯金刚介绍:“如果某个资源只在某联通机房租用服务器,那么电信用户都必须经由北上广三大节点来访问这一服务器。”因此,大型互联网企业几乎不得不在全国各大型省份部署相同的内容。
2004年,腾讯“移动及电信收费以及频宽及服务器托管费”支出3.16亿,占其总开支的45.1%,属于腾讯最高支出项。2005年-2009年,该支出仅次于腾讯“雇员福利开支”。同样的情况出现在百度、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身上。
而对于更为依赖带宽的视频企业,其后果更甚。以优酷为例,其带宽成本一度维持在超过其总支出的50%,优酷CFO刘德乐甚至指出:“中国视频企业的带宽成本,是美国企业的4倍。”
新增互联互通节点之后,不同网络间的互联路径更短、速率更快,互联网企业在大多数省份无需部署“双份”的内容,可以节省很多不必要的开支。
价格是决定因素
起初,美国也同样有着互联互通的顽症。但美国FCC(联邦通信委员会)都会强势协调解决互联互通问题,其主要手段是降低网间结算价格。
但在国内,2001年起,网间结算价格一直备受诟病,主管部门多次协调解决、加强监督互联互通问题,数次协调网间结算价格。2007年底,《互联网交换中心网间结算办法(信部电[2007]557号)》出台,并执行至今,最高结算费用为100万/G/月。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始终向中移动及铁通执行这一收费标准。而腾讯、百度等互联网企业,若想要采用国家互联网交换中心BGP的交换方式,同样以这一标准收费。
2008年,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无论是3G、WLAN的流量经营,还是从铁通引入的宽带业务,都会受制于互联互通。中国移动不得不加紧IDC补课,希望让互联网资源入驻己方IDC,致力于实现大部分流量走移动本网。
期间,中国移动借助第三方运营商,采购了大量低价的互联互通端口,用以缓解其互联互通压力。然而,2010年,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联合在全国 杀了这一途径,当时中国移动近数百万宽带用户受到影响。这种 杀至今未止,而今天的 杀目标已经升级到限制“中移动LTE发展”的高度。好在,2013年6月,中国移动本网流量已经实现80%,只有20%需要互通,中电信、中联通已经很难通过互联互通制约中移动。
中国移动的成果,反而铸就了互联网企业的不幸。因为,他们不得不在第三张网络中部署内容,因为没有谁能忽视中国移动的庞大用户资源。
“除中国之外,全球所有互联网企业均采用BGP方式实现多个运营商间的互联互通,互联网企业只需部署一台服务器,然后与运营商互通即可。”侯金刚向记者介绍,在国内,腾讯的选择是在三大运营商的数据中心内部署服务器,租用机架以及电力等配套,并且额外购买专线连接到腾讯数据中心,“因为BGP此前是100万/G/月,现在虽然降到60万,BGP方案成本是与三大运营商分别合作的10倍左右。”但这相当于额外部署了一倍的服务器、机架,以及一倍的能耗,反而与节能减排背道而驰。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监督网间结算费用的降价:每年降低30%。约5年之后,BGP成本方能与今日分别合作的成本持平。届时,互联网企业或许能节省一半的服务器以及电源能耗。
互联网话语权提升
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明确了国家级骨干网直联点的增设城市,包括成都、武汉、西安、沈阳、南京、重庆和郑州七个城市。总计十个交换节点极大优化了当前互联互通的流量格局,“三大运营商用户访问任意数据中心均无需走太多弯路。“这样,我们放心在中西部部署数据中心,而无需担心互联互通的困扰。”侯金刚指出:“比如,在西部地区部署一个数据中心,用户可以就近经过西安互联互通,而不需要像之前一样经过北上广的长途跋涉以及拥塞。”
记者向几大互联网企业了解到,2011年以来,考虑到数据中心的发展方向,互联网企业曾多次申请:“在全国30多个省会城市建设国家级互联网络交换中心,推进数据中心发展。”[!--empirenews.page--]
“新增7个,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但令人意外的是,呼和浩特却不在新增名单之内。“三大运营商都在内蒙古投入了数百亿资金建设数据中心。”一位互联网人士指出:“为什么不能在呼和浩特解决这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互通,反而要绕路其他城市?”宁夏、贵州这些数据中心建设的热点城市,同样排除在新增名单之外。
虽然一切并没有完全按照互联网企业的预想,但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企业的话语权在提升。几大互联网企业人士均向记者反映:“这两年,我们在跟运营商去讨论互联互通的问题时,运营商也开始重视我们的观点。而几年前,我们是没有这份话语权的。”
7个互联互通节点的新增,成为互联网企业在网络布局层面取得部分话语权的标志。下一步,互联网企业希望,运营商能维持节点容量的扩容,因为这影响着互联互通的实际效果。同时,也有互联网企业提出,希望运营商能在网络中做出防DDoS攻击的措施,因为运营商做这件事比互联网企业更见成效。
这确实是对互联网发展、对网民都极为有利的意见,但运营商是否能在今天的窘境中有实力、有觉悟地“舍己为人”,还尤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