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呼吁国内光伏市场应尽快启动

摘要：  中国各级政府看重的是税收和就业，因此扶持重点是光伏设备制造。欧洲各国政府看重的是环保，因此财政补贴放在了光伏发电站，这是光伏产业制造在中国、应用在欧洲的根源。

关键字：  中国光伏企业，  太阳能应用，  

中国光伏企业集中在中游的电池组件生产环节，组件所需的硅原料、购买组件的光伏发电企业，绝大多数来自境外，因此被认为是输出清洁能源到国外，制造污染在国内。　　目前，欧洲是全球太阳能应用的绝对中心，仅德国一国，太阳能发电装机总量即占全球装机总量逾三分之一。

截至2011年末，全球太阳能发电装机总量为6900万千瓦，德国为2500万千瓦。

2011年，欧盟诸国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量2100万千瓦，其中意大利新增900万千瓦，德国新增750万千瓦，都超过了美国(440万千瓦)和中国(300万千瓦)当年末的装机总量之和。

这一局面有望在未来数年内改变。9月12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太阳能发电发展“十二五”规划》(下称《规划》)，提出“到2015年底，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100万千瓦以上，年发电量达到250亿千瓦时”。

与2011年的数字相比，这意味着7倍的装机量增长和27倍的发电量增长。这同时意味着，当欧美市场对中国光伏组件产品筑起大坝之时，国内市场有望消纳相当部分中国光伏组件企业的产能。

光伏和风电这些不稳定的发电形式，在国内现有的电网调峰技术下，确实可能会对电网安全产生威胁，这也是电网公司屡屡爆出弃风、弃光的重要原因。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欧美市场的门槛提升将迫使国内光伏组件商的产能回流，而这又可能会倒逼国内的电网改造，从而扫清光电并网的技术障碍。业内人士认为，现在的大电网架构不利于光电和风电并网。而欧洲风电光电大发展的技术基础，则是分布式、互动性的小电网。

除电网消纳问题外，中国光伏发电的产业政策及其执行力度，是启动国内市场的另一关键因素。

2011年8月，发改委核定了每千瓦时1.15元和1元(均为含税价)两档太阳能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当时，这被认为会大大刺激国内市场的发展。然而一年过后，国内光伏发电市场并未真正开启。

苏维利认为， “中国市场的体量确实让人憧憬，但是作为对政府依赖性较大的行业，其发展还要取决于政府政策的科学性和稳定性”。

他指出，“目前政策执行的年限，以及如何具体执行，都不是很清楚。中央定的政策，到省市层面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比如，如何保证补贴按时发放、补贴政策究竟能够持续多久，这些在发改委的文件中都没有明确说明，恰成为了中国市场困扰投资者的问题所在。

2011年，歌美飒风电技术有限公司(西班牙企业，亦有光伏项目)在山东省投资了两个项目：一个拿到了每千瓦时1元的电价，当地政府按期发放了补贴;另一个虽然拿到了同样的电价，但补贴迟迟未到位，对企业现金流造成很大影响。

天华阳光今年在西部某省投资建设光伏电站，地方政府已经核准了一份20兆瓦项目的路条，但当天华阳光与电网公司洽谈并网事宜时，对方告知只能并网10兆瓦，而政府方面坚持路条是20兆瓦，必须按照此规模建设电站。最后经过商讨，当地政府做了让步，该投资项目规模削减为10兆瓦。

光伏产业在中国是新兴产业，地方政府亦希望通过支持其发展而获益。因此除直接对光伏组件制造业进行投资扶助外，地方政府亦会使用多种方法直接参与光伏产业其他环节的竞争，这让投资者非常头疼。“在欧美市场，完全是商业对商业，是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市场行为。”苏维利说。

天华阳光在另一个西部省份的遭遇则更加离奇。同样是20兆瓦的发电项目，在商讨并网事宜时，电网公司要求其以书面形式承诺，如果电网公司对该项目实行50%以下的电量限发，业主不得投诉。

2009年，政府推出的“金太阳”工程，被认为是支持光伏产业发展的重大财政政策。但该政策主要采取“事前补贴”方式，即项目投资方在项目开建之前拿到补贴，这导致很多光伏电站建成后无人监管，实际利用率并不高。

而在欧洲，大量的补贴政策采取“度电补贴”的原则，即根据光伏电站建成后的发电量和实际利用率进行补贴，这样的补贴可能会延长投资者的投资回收期，但是保证了光伏电站的使用效率。

标杆电价出台后，“度电补贴”形式也在中国以法规的形式被确定下来，但从绝对量上来说，中国政府的补贴力度远不及欧美国家。

以德国为例，2011年德国新增装机750万千瓦，平均补贴价格约为每千瓦时0.2欧元，而中国2011年新增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平均补贴价格约为每千瓦时0.12欧元。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对光伏产业的补贴，是刺激该产业在近十年里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然而中外政府执行补贴的思路却不尽相同。

在欧洲，环保是各国政府的首要考虑，因此补贴主要作用于终端发电领域，对光伏电站投资者、运营商和光电用户进行补贴。这一政策直接带动了光伏发电项目的迅速发展，需求带动产业，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新能源经济之举。

在中国，各级政府出于税收和就业的考虑，对光伏组件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条件，光伏中游产业迅速膨胀，却并未带动下游光伏发电市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