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见媒体背后是“圈养文化”的危机

近几年来，因为岁数渐渐大了，甚至不太好意思混在年轻人里面了，所以也就很少参加各种新闻发布会，做新闻、做稿件的方式，也逐步变成了私下喝茶聊天。因此，6月16日晚，有朋友（另一个行业媒体执行总编）给我打电话问及此，我甚至不知道此事的发生。

原本也不太想说什么，知道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不太愿意说假话的，怕写了得罪人。一来已经有我的很多朋友参与采访（信息都可以在网上看到），二来也过了写稿子挣名声的阶段，三来华为的朋友也确实对我很好，是真心相待，第四嘛，还有一些其他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就不说个人隐私了）。

总之，我是无所谓此事的。早上起来，版面主任让我就此写一个评论，算是工作行为，所以最终还是谈谈个人的浅见和判断。

先简单交代下一点点背景，有助于解释，我为何有后面的观点和评论。

我几年前曾经说过，作为一个中国科技行业记者，采访任正非，或许可以作为记者生涯谢幕比较好的方式。

我这样说，不是我多崇拜任正非。我一直不喜欢个人崇拜那一套。

任正非确实是中国企业家中的巅峰人物，但这世界上，除了科学家和艺术家，我不认为有什么人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这是我的基本人生态度。

2009年北京电信展的时候，任正非仅仅带着一个秘书低调而来，在VIP通道门口犹豫了一下，终究是没有进，选择了去往正门的方向。当时我正在VIP通道门口，一边抽烟一边守株待兔等奚国华副部长（原工信部副部长，如今的中国移动董事长），眼瞅着任正非过来，硬生生没有认出来，等过了两分钟回过神来是任正非，他早跑的没影了。

最可惜的是，当时我手里还拿着相机的。这次错过，一直让我很遗憾，后来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记不清了），我想办法混进副总理张德江的视察跟班群里，拍到了任正非和副总理的几张照片，但是没有机会说上一句话，更别提采访了。

最后结果是，被保镖连警告带裹挟地离开。

又过了一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我又是在抽烟，一个媒体兄弟跑过来跟我说，偶遇任正非，然后简短采访了下。我就问他，你问的啥问题啊，他说完之后，我气的几乎要飞腿他。后来这个兄弟去了中兴通讯——世界真小。

到了第三年，我偶然一次跟华为的一个EMT领导说起，见任正非这样的想法，想不到他说，这个事情不难啊，当天下午刚好任正非在深圳一个酒店接待中央领导，还要开一个会，这个EMT领导就带我去了，并且把我介绍给了任正非。

当然，这个领导也事先嘱咐我说，不要说自己是记者，而且后续也不要写什么。我答应过，所以在今天之前，也一个字也没有写过。有很少几个朋友，尤其是华为的朋友，是知道我见了他们的老板了。与其说，当时是跟任正非一起谈了大概十分钟的时间，不如说是听着他们这些企业家们谈了十分钟的时间，因为说实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当时我记得很明确的说的有观点的话是，很多华为人现在已经很骄傲了，其实和爱立信还是有差距的，爱立信有自己的战略选择，包括不重视TD-SCDMA，也是公司的战略选择，华为还没有到有这个选择权的地步。不管真假，任正非当时表示同意这个看法的。

再然后，我就没有那么渴望采访任正非了。尤其是那些和任正非工作在一起的华为高官们，我认识的数量越来越多之后，这种渴望就更少了。

这也是为何，这次华为安排媒体采访，有的记者同行在意请不请自己，而我竟然毫无知觉的原因——我跟那位媒体执行总编说的是，我自己的烦心事儿够多了，没心情搭理这事儿。

前面说这么些，就是想告诉那些盲目的华为粉们，我写这个评论，第一是因为工作关系，第二既然要写，就写自己的真实看法，不是针对华为这个企业或者任正非个人——坦白说，要针对的话，我自己还没有这个资历和资格。

我看到宿艺在采访实录的文字之外，单独写了一篇评论，《首度面对国内媒体 任正非想传递什么信息？》（这篇文章大家可以自行搜索看到），但就我个人的观点，我想说点采访实录和这篇评论之外的一点事情。

任正非不太喜欢互联网。在多次的内部讲话，在海外接受媒体采访，和这一次接受国内媒体采访，其实都基本表达了这个观点，只是没有点破。有兴趣的人可以多找找任正非此前讲话的原文，尤其是去年10月份，他在内部讲话上，要求华为员工，别光羡慕别人的风光，别那么互联网冲动。很多企业家其实都是如此，他们习惯了控制，对于难以控制甚至不受控制的事物，有着天生的抵制，跟这种事物是否是新生事物，其实没有太多关系。

最近，我听说，华为轮值CEO签发了一个集团文件，是限制和京东商城的合作的，大体内容是暂停和京东商城海外合作，国内合作规模不扩大。我不知道这个文件的意图是什么。很多人都知道，徐昕泉是从华为终端跳槽到京东做了高级副总裁，负责京东的海外业务的。

我也想就此事跟徐昕泉沟通下，给他发微信后，他没有搭理我（既然不搭理我，那我就这样写出来了）。而且，真实的，我跟华为一些朋友聊天（不是很多，但是有一些，因为华为人太多），他们的观点很奇特，认为华为出人才，随便出个人到京东就能当高级副总裁了。

其实不然，去了京东三个月就去美国敲钟了，这个事情在华为内部的震动还是特别大的。尤其徐昕泉在华为，可以称为高管，其实仍然还算是中层干部，而非核心干部。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华为很多高管，根本不缺钱，而是离开华为，再开启新的事业是否可能的问题。

华为高管离开华为之后，再开启事业，成功的难度，甚至要比联想高管难很多。尽管有的高管看起来仍然风光无限，比如去海鸿基金做老大，或者去南邮大学下面的学院当个院长之类。但是就事业来说，尝试再做企业的，都不是很顺。

原因在哪儿呢，在于华为的文化。

这么多年来，华为对外的文化，一直是狼性文化。这种文化，已经因为在市场上证明了自己，而被更多的企业认可和模仿。

很多人，包括华为内部的朋友，甚至误认为，华为内部采用的也是狼性文化，这样的话能够激励员工们的斗志，很多人说，华为内部没有人情之类。我是不认同这一点的。

华为搞“蓝血十杰”，本质上是搞“螺丝钉”精神，要搞螺丝钉精神，首先就要让这些人愿意当螺丝钉。这当然是好的，对企业来说是好的。但另外一方面，这也会使得华为内部的人觉得自己能独当一面了，结果一辞职出去，发现原来四面漏风。[!--empirenews.page--]

华为一直强调，要艰苦奋斗，任正非几乎每次接受媒体访问或者内部讲话，都会不厌其烦地说艰苦奋斗。

2010年，任正非内部讲话，谈到为什么不上市的时候，打了个比喻说，猪养得太肥了，连哼哼声都没了。

其实这个观点非常重要，点出了华为内部文化的本质：“圈养文化”。圈养的不是猪，而是牛。战斗起来，员工应当是狼的状态，平时的时候，要像牛一样吃苦。但总体上，还是牛，狼只是一种虚假的自我感受，这就是为何华为高管辞职之后，不管是创业还是去别的企业开疆扩土，都感觉步步维艰。

任正非排斥的，不是互联网，而是互联网冲击下，如果很多老黄牛不愿意被圈养了，怎么办。

去年，赵科林要去华为的时候，我写过评论，说赵科林不适合华为，他的经验，华为也用不到。

赵科林去华为，是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去找来的。余承东的出发点非常好，这个人很想把终端业务快速搞起来。

这次任正非见媒体，也提到赵科林。任正非是这样说的：“赵科林辞职是我批准的，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因为他没法生存，没有生存的条件，不能把他扣住。所以我们要逐渐改变，如果世界最优秀的人才都进不来，如何能做到世界最优秀的公司呢？”

但我得到的信息，似乎跟任正非对媒体说的，有一些差异。

在去年赵科林到了华为之后，任正非专门给余承东写了个邮件，意思就是问，你要这个人来做什么，华为现在用不了这样的人。其实就是批评余承东了。

今年2月份，我在国外和余承东做采访时候，也提到这个事儿，余承东做了一些解释，但他也没有否认有过这个邮件。

今天我提及这个事情，不是否认余承东的选择和出发点不对，也不是否定任正非的判断不对，而是在根本上，赵科林是不可能适应圈养文化的，甚至对外是不适应狼性文化的。

中国的企业，为何大家都羡慕华为，学习华为，但是又不能根本上得其精髓？就是因为大家在学华为狼性文化的同时，学不来华为另外一个核心和精髓：圈养文化。

有没有殊途同归，考虑到这个方向，并且尝试的呢？有。柳传志就在联想内部专门写过一个文章，说联想是大大小小成百上千的发动机组成的，也号召大家别浮躁，要做好螺丝钉，别出幺蛾子，试图搞一搞“圈养”，结果员工们都不听，反对声一大片，内部论坛都吵翻了。

殊不知，华为这个圈养文化，从公司起步就开始搞了，潜移默化地完成了。联想都这么大规模了，才考虑全方位的控制，怎么还能做得到呢。

未雨绸缪，一直是任正非和华为考虑的重点，这次见媒体，我个人认为，不是任正非说的，他是被安排的结果，而是“圈养文化”有了危险的苗头，甚至这种苗头，还只是停留在知觉阶段。

其他，这次媒体访谈，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例如接班人的问题，中国企业和爱国的问题，年轻还是年老的问题，摊开了一两万字也说不完，我也不想扩散谈太多，以后有时间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