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辈测控人口述：独创测量技术助飞神六神七

 我与深圳结缘是在1982年，那时我大学刚毕业，对这座城市充满好奇。1988年，我从超声波流量计的代理开始，跨入流量仪器仪表行业。近30年的创业过程中，我多次挑战自己，不断试错。虽然这个过程很曲折，但都是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总的来说，一个人如果能充满好奇心地尝试新东西，就可能在人生的发展中慢慢走出一条别人都不曾走过的路。

壹

改革开放后，深圳就像一个窗口，为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打开了新的世界，让我们去接触各式各样的新鲜事物

好奇心驱使我选择深圳

1982年大学毕业时，我带着学校开的介绍信，从广州南下到深圳。我有很多同学毕业后留在广州，他们当时不理解我为什么会选择离开省会城市到彼时还算荒凉的边陲小镇。其实，早在毕业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关注深圳的建设热潮了。一些去过深圳的同学告诉我，那里很热闹。他们的描述让我对深圳充满好奇。当时想，长期留在父母身边也很难得到锻炼，倒不如一个人去深圳闯一闯。

初到深圳时，放眼望去都是工地，每天晚上加班加点施工，一片灯火通明。看到这幅景象，我整个人都振奋了，决定去人事局寻找工作机会。听说我是华南工学院(现为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专业的毕业生后，人事局的工作人员很热情，他们拿出爱华电子厂和中航进出口公司这样的好企业，任我挑选工作机会，千方百计地说服我留下。

我选择了爱华电子厂，去了之后被分配到基建办负责基建工作，每天基本就是巡视仓库、卸机器。从机器的装卸、搬运中，我学会了怎么放滚筒、系丝绳以及找重心平衡等。当时只要是能学到东西、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我都很愿意去做，哪怕是体力活。完成工作之后，公司会将一箱箱玻璃瓶装的百事可乐、美年达搬到现场作慰问。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好喝的饮料叫“百事可乐”。

来到深圳还有一件让人兴奋的事——可以看到香港电视以及很多国外电影。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对港台的文化是很好奇的，但除了深圳，其他地方很难看到这些影视节目。仅仅是这两件事情，就让我感到很满足。

很多人觉得，我们来深圳只是为了赚钱。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个原因，改革开放后，深圳就像一个窗口，为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打开了新的世界，让我们去接触各式各样的新鲜事物。这也是深圳的价值所在，虽然条件很差很苦，但它鼓励人们勇于接受挑战的个性，比享受和赚钱都要有吸引力。

离开国企遇见“神奇仪器”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促成爱华和港资企业合作、建立港资厂是我给自己的第一个挑战。那时，香港加工业面临着人工贵且十分紧缺的困境，他们通过与国企进行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4种方式的合作，找寻出路。另一方面，当时的国营企业也面临着原材料匮乏、订单不足等问题，同期深圳的康佳、赛格等企业已经开始吸引港资。

看到这样的情况，我想既然来到深圳，就应该想办法和香港对接，为爱华谋求更好的发展。我向车间领导提出，能不能由我来负责成立一个经营部，自己去接订单找活干。大家都觉得我的想法挺好，给予了很多支持。

偶然的一天，我在深圳特区报上看见香港志源公司寻求合作的广告，就按广告给对方打了个电话。意外的是，对方一听说我们是深圳的国营企业，立即表示非常感兴趣。后来他们董事会的董事和总工还带队来爱华参观，与我们一拍即合。我们就把第一套模具录像带拿到车间，开始做录像带盒子出口。

和港资企业合作之后，厂里也有声音质疑，担心我们的步子会不会迈得太快，还有人担心厂房会不够用。我说，干脆我们办一个分厂。当时下沙村里有建好的厂房，也愿意租给我们用，我就带着一批人过去筹备建立录像带厂。60天内，我们就完成了原材料的进口、设备调试安装、招聘工人等全部筹备工作，效率很高。

1987年底，港资厂也不好做了，我决定下海创业。经朋友介绍，我在香港买了一辆本田摩托车。当时，我每天骑着摩托车，在深圳的各个电子厂之间跑来跑去，帮他们送模具、接单，为自己赚零花钱。

后来，一个香港的朋友找到我，问我是否有兴趣销售超声波流量计，他自己就是美国宝丽声超声波流量计的代理。我对超声波流量计完全没有概念，只听说它能隔着管道测量管里的液体流量。出于对这款产品的好奇，我答应了他们。

那时候，国内很多人都没听说过超声波流量计。记得1988年的一天，我用摩托车载着流量计，和美国宝丽声公司的副总裁郭维尔(Rene Courville)一起去深圳水质净化厂做仪器测试。那台超声波流量计外观像个手提箱，打开后它里面有一个传感器，十分便携。水质净化厂的人对此也很新奇，因为传统流量计都是装配在管道上，非常笨重且不能拆卸。在那次测试中，我发现这台仪器对污泥、污水都能进行很好的测量，就好像管道流量从此有了外用表，可以提着到处走，想知道哪一段的流量，夹在外面就能测出来。

从那时起，我正式进入流量仪器仪表行业。

贰

我的公司在1993年应运而生，注册资本只有30万元，办公地点是在南光大厦9楼一个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算上我和太太，一共6名员工

跑展会闯入航天军事领域

代理流量仪器仪表后，为了推广产品，我想了不少办法。那时，没有电脑排版，做宣传单是件很困难的事。我就按照美国传来的样本图，自己动手画出来，用复印机复印后，放到样板上进行中文宣传单的编排，最后通过邮局邮寄，将宣传单送到全国各地。没有互联网查企业地址，我们就买来全国各地的电话本，在上面查找相关单位的联系方式和地址，连我太太的奶奶也亲自上阵，她照着电话号码帮我们写信封、接电话。

写信之外，我们还参加了很多展会，包括北京的仪器仪表展、广州自动化展等等。每参加一次展会，我们就会将流量计带过去，和客户开交流会。我们的第一台超声波流量计就是在展会上卖出去的。那是上海的一个展会，南昌飞机公司的一个高级工程师总是跑到我们的展台前问：“你们的超声波流量计能测8毫米的管道吗?”这家公司要在飞机上测试出润滑油流速的分布，而且还不能有任何配件嵌入管道里，希望我们的仪器测出这个参数。我说，这方面我们没有试验过，不确定能否测得出。对方回答，没关系，告诉他们怎么做就行，之后的事情他们的科研人员都能完成。结果南昌飞机公司就成了我们的第一个客户。

当时的展会上，做进口仪器仪表的团队还不多，我们将国外的产品引进来，介绍给国内的企业，让他们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先进的仪器，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些特殊对待。很多展会的主办机构还会提供外汇和批文，先帮我们把展品买下来，再在展会上卖给用户。那时，我们拿过来的样品，基本上都能卖光。国内很多公司，包括空军流量研究所、航天方面的企业和计量部门，都是通过展会第一次了解超声波流量计。

一次次地到各地参加展会，加上合作伙伴的口碑推荐，我们的流量计逐步打开市场。上世纪90年代初期，郭维尔离开“宝丽声”另成立了一家公司，他对我说：“你不如也直接开一家自己的公司，我会在美国收集各种高科技产品，由你做代理销售出去。”

当时恰逢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改革开放力度加大。1991年后，深圳市政府就允许原来的个体户变成私营的有限责任公司。我的公司在1993年应运而生，注册资本只有30万元，办公地点是在南光大厦9楼一个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算上我和太太，一共才6名员工。

在郭维尔的帮助下，我们公司相当幸运，一成立就拿到了8家国际顶级的流量仪器仪表的代理权，其中包括国际最先进最精密的某品牌流量标定装置。这为后来我们与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等产业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成为“神六”、“神七”的幕后英雄

2002年，航天部102所找到我们，希望我们接一个火箭姿态控制阀校准装置的项目。项目技术难度挺高的，这么说吧，火箭调姿时是靠喷嘴点动完成的，它在喷射的过程，每一个喷嘴的推力都必须非常准确，否则火箭就会偏离轨迹，所以项目需要解决火箭液体燃料喷射量的细节测量，将喷射的上升沿、下降沿都很准确地测试出来。

在火箭项目找上门之前，我们因代理销售某国际顶尖品牌的流量标定装置，已经在国内行业引起关注。这次，102所的要求是解决这个喷嘴的控制，让它们同步开、同步关，同步上升，同步下降，同步要求细致到2毫秒。挑战非常大，“2毫秒同步”意味着超声波在火箭燃料里的传播时间差要精确到皮秒。“皮秒”是量子学的时间概念，一皮秒是一万亿分之一秒。

虽然难度很大，但我们坚信这是一个挑战的机会，一定要珍惜，看看能否借此把自己的技术做起来，于是硬着头皮继续往前想办法。那么怎么去测量呢?我们想，可能要换一种思路，换到了用量子力学的方法。也就是不去测一个点，而从一个“面”里套取它的时间信息。这里头说起来有很多技术的东西，其实就是思维主客体的转换。换了这个思维之后，实验获得了很大的突破。

后来在高交会展出时，公司一位同事用了一首诗来比喻量子时间测量：“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参观者都犹如顿悟，我们都以为自己是看风景的人，原来我们也都是风景呀!

想想，这些年参与深圳建设的高新产业同行们莫不是如此。

叁

滋养深圳开放市场环境的还是一种超前价值观念。最初，即使是年轻大学生，都会被这里的创新思维所惊讶到

深圳高新企业的秘诀是市场

“神六”、“神七”成功发射之后，它们的总设计师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韧曾到深圳来感谢深圳企业的支持，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和市民关注“建恒”的动态，比如2006年建恒通过市政府层层指标考核，成功入驻国家级产业园区——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并享受所得税收、政府项目资金支持等优惠政策。

事实上，深圳市一拨一拨的企业进入高新技术产业，是和政府分不开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深圳市政府就制定政策，鼓励用高新技术引领深圳经济发展。

深圳开放的市场观念也是孕育高新企业的土壤。众所周知，深圳原本只是个偏僻的边陲小镇;改革开放后大量的人到深圳也不是来搞技术的，做外贸加工出口居多;即便现在深圳还是没有很多顶尖高校或国家级顶尖研究所，在北上广深这4座城市中，深圳的院士数量估计是最少的，却诞生了为数众多的高新技术企业，而且这些企业基本上都发展得很好。究其缘由，我想是因为深圳的高新技术企业清楚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科技，这和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科技应用层面的理念是一致的。

滋养深圳开放市场环境的还是一种超前价值观念。最初，即使是年轻大学生，都会被这里的创新思维所惊讶到。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来深圳一两年时，经常攒够港币了去蛇口买港货。有次我在蛇口三洋电机厂附近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如今大家耳熟能详不新奇，当时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因为在老观念里，金钱是万恶之源，“时间就是金钱”好像说一切都向钱看的感觉。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人就敢把以前不敢想的东西说出来，思想开放程度可想而知。

深圳的企业几乎都是快速发展，这也得益于市场对价值的尊重。我们从事仪器仪表，经常面对的客户是国有企业和政府项目，但我们告诫自己要回到市场的价值上，把仪器仪表技术提升，把产品质量做得更坚固更好。

我们看重市场需求、重视价值，绝不仅仅是盯着经济价值看。比如为“神六”、“神七”进行了两年多的研发，经历无数次失败，整个项目操作下来，不过200万人民币的效益，相比之下，卖出200多万元现成的流量计要容易多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做呀，因为一家企业能够为社会、为人类做点事，已经是能获得的至高奖赏。而且不经过这些，怎么会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产生?现在我们的流量计已经卖到了全世界，美国的海军空军、新加坡的空军都在采用。

我偶尔会想到上世纪90年代刚开始创业时，骑着香港买来的摩托车飞驰在滨河路，身上带着最新潮的BB机，摩托车后的工具箱里是国际最先进的便携式流量计。那时候远远想不到我载着的流量计后来会有一天能随火箭上太空、会走向全世界，当时一切都和深圳这座城市一样是新奇、自由、充满希望的。

肖聪

1956年出生于广州，中国计量测试学会流量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流量容量计量技术委员会委员，超声波流量计规程起草人之一。他于1993年创建“建恒中国”(深圳市建恒测控股份有限公司)，一直专注于超声波流量计的研发和制造。迄今已取得46项(2项PCT)专利技术。在他的带领下，建恒超声波流量计成功运用到中国航空航天等尖端领域，并创新发展自主核心技术“量子时间测量”，使中国超声波流量计超越国际水平，产品遍及美国、欧洲、日本等全球66个国家及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