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浪地球》到《上海堡垒》 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真的来了吗？

在之前的专栏文章《电影中科学家是英雄还是恶棍？那要看是啥时候的电影了》中，我借用网友的评论“《流浪地球》开创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上海堡垒》又终结了这个元年”作为文章的引子。限于篇幅，那篇文章没有专门探讨所谓“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问题，本篇我将从一位科学传播工作者的角度，反思一下这个说法。

两部电影中都有上海元素

首先要声明，我不是影评家，我的科学传播研究的主题也谈不上专注于科学影视甚至科幻文学。因此这里主要是从科学文化的角度来反思下科幻电影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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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电影的历程

电影从萌芽时代开始，就与科幻结下了不解之缘。追溯电影早期发展历程，很多人都会谈起1902年拍摄的《月球之旅》（Le Voyage dans la Lune），那部电影海报上画着月亮的一只眼睛被插上了火箭。电影的情节如今想来已经平淡无奇，但剧作者基于当时科学水平的想象力还是值得钦佩。

电影《月球之旅》

科幻电影发展史随后值得一书的就是爱迪生工作室出品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虽然如今人们提起弗兰肯斯坦将其当作一个科学怪人，而弗兰肯斯坦食品（Frenkenfood）则成为妖魔化转基因的常见词汇，但在爱迪生的作品中，弗兰肯斯坦可是一位正派的发明家，不过总是执迷于奇思怪想。

电影《弗兰肯斯坦》，导演是詹姆斯·惠尔

另外一部值得说两句的早期科幻电影则是根据儒勒·凡尔纳同名小说改编的《海底两万里》。它在1916年、1954年和1997年被三次搬上银幕，足以说明人们对这类探险科幻题材的持久性趣。

1916年、1954年和1997年的电影《海底两万里》

这些早期科幻电影的共性是什么呢？那就是通过展示科学内容，让我们看到了电影可以带给人们的美丽新世界。而反过来，包括爱迪生在内的早期科普人士（《科学》杂志正是在爱迪生资助下得以出版）也认识到通过科幻电影这种形式可以极大地提升人们对科学的兴趣与向往。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发展起来后，科幻电影一直受到制片人们的垂青，而部分科学家们则在很早就愿意通过电影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后来则又通过好莱坞科幻电影的科学顾问制度介入到电影的科学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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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电影与科学的纠结

不仅科学界重视科幻电影的科普作用，甚至有研究表明，一些著名的科幻电影还对科研进程本身有影响，比如电影《侏罗纪公园》中复活恐龙的尝试，最初并不是来自成为古生物学共识的想法。但通过大获成功的电影，这个想法开始广泛地影响了相关的科学议程，并成为了很多严肃科学家进行尝试的科研项目（应该也影响了美国科学基金的发放，尽管我看到的文献中没有提到这一点）。

1993年的电影《侏罗纪公园》，导演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其他通过科幻电影让科技界内部争论中的一方获得更广泛影响的还有不少，比如《星际穿越》(Interstellar)中的“虫洞”。实际上，科幻小说这方面的情节更多。读《三体》时，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三体人锁死地球人的加速器，导致高能物理无法发展从而科学无法实现本质上的飞跃。这描述听着像不像高能物理学界对自己不能如愿得到大科学项目拨款的抱怨呢？

《星际穿越》，导演是克里斯托弗·诺兰

相比具体的科学内容渗入到科幻影视中，借助科幻影视的广泛影响来反映科技的人文关怀和具有时代特点的诉求也很常见。在《电影中科学家是英雄还是恶棍？那要看是啥时候的电影了》中，我介绍了不同时期好莱坞屏幕上的科学家形象是不同的，1980年代之前的科学家以负面形象居多，而进入1990年代后则有越来越多的高大上的科学家英雄形象出现。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恐怕正好是在不同时代，人们对待科学的态度不同。1960年代开始蔓延、其影响延伸到1980年代的激进环保运动质疑现代科学，也质疑科学家是工业污染的帮凶。其结果就反映到其时的电影和电视屏幕的科学家形象上。

此外，科幻电影中反映出的伦理质疑，则仿佛如影随形地紧跟最新科技。比如上述的《侏罗纪公园》中对复活恐龙的探讨，直指遗传技术的潜在风险，而《侏罗纪世界》中的基因改造恐龙，则反映出影视界对基因编辑技术的担忧。

我在此前系列的果壳网文章中，反复强调过，科幻电影中的邪恶博士，不会成为科学界的现实。但此处则要指出，对各种邪恶博士的担忧，或者对科技只有警示而无解决能力的描述（如《天地大碰撞》，《后天》），正像1902年的《月球之旅》要表现科学奇幻一样，是科幻影视对人们的主要吸引力。

电影《后天》，导演是罗兰·艾默里奇

可以说，很多优秀的科幻电影，已经与科学和科学界实现了高度融合。科学家、科学社会学者、科研伦理学者和科普工作者都试图在科幻片的生产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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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浪地球》到《上海堡垒》

回到火爆的《流浪地球》和广受指责的《上海堡垒》，我们会直观地发现，两部科幻电影都没有什么科学家的形象出现，虽然在现实中，欧美很多宇航员身兼科学家身份，但《流浪地球》中的宇航员，却缺乏这样的符号。

《上海堡垒》和《流浪地球》

科幻电影当然没有义务一定要刻画科学家，但把地球存亡这样的严峻科学问题，仅仅作为体现一干主配角们的背景，并把诸如只有30亿人能获准进入地下城这种本该在科幻片中大书特书的伦理情节忽略，这不能不说，即便以广受好评、场面宏大和情节紧凑的《流浪地球》，也几乎没有太多上述的体现科学与科幻电影纠结在一起的好莱坞元素。

虽然《流浪地球》一片聘请了科学顾问，也在宣传时把此事当成卖点，后来有关《流浪地球》到底有多科学还爆发了很多争论（这种专业和善意的争论往往能促进而不是压抑票房）；虽然作为科幻作家的刘慈欣的知名度也成为影片亮点，但说到底，科学终归是影片的一个配角，更谈不上科学家和科学界要借着影片来达成科学共同体的目标。

电影《流浪地球》工作照

《流浪地球》当然比被广泛吐槽的《上海堡垒》要好得多，它触及到未来地球何以为家的宏大主题，表现出对重大问题的诚恳与认真，在影片将近结束时用刘培强和空间站智能控制系统的冲突表现了人性与科学理性的冲突（虽然并不充分）。而《上海堡垒》的仙藤—;—;外星母舰—;—;姐弟恋这一情节链条，则连作为背景的科学都懒得（或者没有能力）触及。科幻在这里不过提供了一个用电脑特效来批量生产机器人造型的借口，遗憾的是这里的特效也乏善可陈。

电影《上海堡垒》中的外星人母舰

本文不是影评。这里的分析是想说明，当一部科幻电影仅是把科学拿来做做特效借口，没有科学元素而质量又低劣时，别指望有科幻二字就能成为电影票房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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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或终结了）科幻电影元年么？

然而《流浪地球》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大放异彩，那就是借着地球灾难的背景来弘扬中国在未来国际高科技发展中的领导地位。这不仅仅有多次出现国徽那样的明示，也有有关刘培强中校在未来空间站上的重要地位那样的暗示。应该说《上海堡垒》把人类最后的希望放在上海，也是试图抓住这方面的市场。可惜，低劣的特效和情节设计把这一点给浪费了。

电影《流浪地球》

科幻电影弘扬爱国精神当然无可厚非。好莱坞影片中的星条旗随处可见，当年美苏争霸时，像《星球大战》那样的影片，在激发美国人探索太空的兴趣时，也捎带着帮助把苏联拖入“星球大战计划”， 最终拖垮了苏联。但是，作为科幻电影，不把爱国主义这种宏大政治叙事融入对科学、社会与人类发展的探讨中，则很难称得上成功。

1996年的美国科幻电影《独立日》，也是美国空军绝佳的征兵广告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缺乏对科学与社会张力的严肃深入探讨，科幻电影即便获得票房成功，其价值也更像中国民族电影事业起步时的武侠片，从1920年代末开始，《江南女侠》、《火烧七星楼》、《关东大侠》等一批荟萃人口的武侠电影，让中国大城市的观众开始感受到电影艺术的神奇。

1929年的电影《火烧七星楼》

值得欣慰的是，在《流浪地球》获得票房成功后，有中央领导批示要大力推动科幻艺术的发展，中国很多科普社团都加大了这方面的参与力度。市场上的科幻作品也热热闹闹，全国科幻大会也开得风风火火。但是，如果中国的科幻影视和科幻文学不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也不对科学如何影响未来的世界进行前瞻性展望，而主要满足于通过一个科幻背景来塑造屏幕特效，那中国的科幻影视，其实质与《月球之旅》或《江南女侠》也就没有足够的区别。

如果中国的科学界对科幻电影的参与，仅仅停留在看看一些细节是否准确；如果中国的电影观众对科幻电影的诉求，主要就是重磅特效中的一点家国情怀，那像《流浪地球》取得的科幻电影的成功，就很难持续。所谓《流浪地球》开创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说法，就可能是一个假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