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大脑和手机之间，到底还有没有界限？

韦格尔说“拥有大量用户数据的人同时掌握着高度集中的权利，他们并不公开透明，也没有民主监督，这便是民主程度不足的根本来源。我们已经让许多私营企业接管许多公共功能或公共产品，比如让谷歌成为世界图书馆”。在美国，智能设备大肆侵蚀民主和社会商品的观念，大多数人都做好了让私营公司掌握这些公关权利的准备。

iPhone巨大的影响力让人很难想象它才仅仅问世十年。尽管手机等智能设备以及整个科技革命常常使人不自觉失去虚拟和现实的边界。但是当我们了解用户数据，还是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加固这条边界。

史蒂夫·乔布斯在2007年展示了新款iPhone。摄影:保罗·佐久间（Paul Sakuma）/美联社

提姆·黄（Tim Hwang）是旧金山的一位作家和研究者，他曾担任谷歌全球公共政策领导，从事人工智能和机器研究工作。在工作中，他常常思考这些设备如何在个人之外培养集体的功能。他解释道：十年前，网络上的言论是人们会阻止错误信息的传播。现在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即使是相对优质的平台，如维基百科，都需要大量的人事管理，才能使平台正常工作。因此，人们给予平台自我调整的权利（允许Facebook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但是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别的方式。

黄问道：“有没有什么工具或者设计能使网络平台有更好的自治能力?我们希望给特定的用户更多的限制吗？网络平台是否希望赋予用户更多的权利来控制骚扰和抨击言论？平台是否希望用户知道在哪些情况下，自己的信息被过度使用？”

韦格尔认为限制五大企业对消费者的影响力有两个机会。第一种方式是合法的，她引用了许多的研究来探索反垄断诉讼，旨在解散这些公司。布鲁克林法学院法律副教授K·萨比尔·拉赫曼（K Sabeel Rahman）在维格尔创办的《逻辑写作》（Writing in Logic）中写了许多关于现在经济中缺乏民主和平等的文章，他将他们做出的努力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分裂实业家的努力进行了比较。拉赫曼写道：“既然科技产生了新的权力形式，我们也必须创造出反补贴公民权力的新形式。我们必须建设新的城市基础设施，实行新的制衡。”另一个方式是让许多以理想主义而非经济动机进入科技行业的工人帮助规范和限制自己的雇主。以前谷歌设计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为代表的科技行业人员开始对他们创新的有效性表示怀疑，特别是在人类技术创新方面。但是，维格尔对于这种方式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这些人常常习惯性使用自上而下思维方式。

第二种方式还是有一些正面的例子。比如今年六月，谷歌（Google）员工发起运动，要求谷歌停止与五角大楼Maven项目的合作（这个项目能提高军用无人机的效能）。

韦格尔笑着说：“当你阅读最近六个月的《纽约时报》，你会发现许多技术反弹发生在这五个公司。其实，这些大公司雇佣了数十万员工，其中的许多人不一定同意公司所做的一切。我认为现在工程师们对公司接下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康涅狄格大学哲学教授林奇还认为，我们最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教导人们如何使用智能产品。我们应该知道这些公司如何运作、如何跟踪我们的行为，如何根据我们的行为和其他人的行为向我们提出建议。我们需要理解真实行为与数字领域行为之间的根本差异（尽管边界被侵蚀，但这种差异仍然存在）。

林奇说：“谷歌向你发送一系列问题，你认真填写（例如认证信息等）。这之后，我们便逐渐在互联网上建立我们的身份，但同时，这些信息也会被售卖出去。”网络世界与现实在结构和运作方面太过相似，这常常使我们忽略我们的数据在被收集和售卖。比如，手机上的应用程序精准地记录了我们同别人的互动、我们的用户信息。

林奇说：“Facebook等社交媒体总是能通过算法向你发送你所关注的事情或朋友的动态，以此来加固你的在线身份。这会影响人们对自己身份的认知，跳动在屏幕上的消息会引起我们的注意，经常出现在你的社交网络上的朋友，会让你认为这就是你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