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你排斥人体植入芯片，未来会接受吗？

编者按：在技术不断变强大的同时，人们对植入设备的接受度也在不断提高。曾经古怪、充满未来感的微型芯片可能逐渐普及化，不再是极客们的专利，转型为有益大众健康的工具。本文编译自the Atlantic的原题为“Why You’re Probably Getting a Microchip Implant Someday”的文章。

麦姆兰(Patrick McMullan)在2017年初听说，瑞典有好几千人植入了微型芯片，挥一挥手就可以解锁车门，关掉咖啡机的时候，这则消息没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当然，这么个几毫米长的小芯片，有近场通讯能力，还能植入人体使用，确实很前沿，很有吸引力，但是就其实际用途而言，刷卡或者密码照样也很方便。

麦姆兰是技术领域的老手了，有20年的工作经验。他想更进一步，让可植入芯片实现“真正”的用途，有实实在在的功能，而不是耍耍小把戏，让日常操作快这么一两秒。麦姆兰是一家销售解决方案公司Three Square Market的董事长。在2017年7月，在媒体的包围下，公司的五十多名员工同时各自自愿植入芯片。这个芯片不像瑞典的大部分芯片，不止是简单的扫描一下，实现某个功能;Three Square Market员工植入的芯片和其扫描设备是与公司在威斯康辛River Falls办公室多用途反馈网络相连的。比方说，通过芯片你可以打开自己的电脑，但是前提是你身上的芯片在当天开电脑前，在公司大门也有扫描记录。麦姆兰说，“这么一来，我还增加了整个网络的安全性。”

Three Square Market是一家美国零售商，主要为消费者提供食物以及日常用品，同时与瑞典公司Biohax International合作研发植入体内的微型芯片，植入手部后，用户可利用芯片完成开门、结算等任务。

虽说麦姆兰的芯片解决的问题范围相对比较小，但这确实也是个问题，所以芯片的任何新型应用对于他这样的“芯片福音派”来说，都是很大的进步了。可植入芯片和其他技术一样，加入有一天，它变得很有用，让人难以拒绝，它就来到了技术发展的临界点。而这个临界点或许比我们想得更近：在2017年9月，Three Square Market推出了Three Square Chip，开发下一代商用可植入芯片， 具有一系列健康方面的功能。这样的芯片就很吸引人了，它能实现的用途或许会让人们放下对它的疑虑和植入芯片的焦虑感。

植入形态的RFID技术是近几年才有的，但是RFID技术本身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没什么新奇的，通常也被认为是足够安全的技术。美国国家动物识别系统就是在动物耳朵上打识别标签，几乎所有的农场牲畜都要登记，在澳大利亚，在系统内注册还是强制的。如果你坐过Delta Airlines的航班，有托运行李，行李上就有RFID标签，不然行李可能不会跟你到达同一个终点。而你身上现在可能就带着这么RFID芯片，就埋在你钱包的信用卡里。

可穿戴设备在未来可能很流行，这些现在看来很“酷炫”的技术，以后用途可能很广，普及度也很高。

人们对于可植入RFID芯片的恐惧不在于RFID技术本身，而是在于“植入”。美国每天都有宠物安全地植入RFID芯片，也没有什么并发症。但就算是亲眼看到自己的宠物植入芯片后毫发无伤的主人，如果被问到自己敢不敢植入同类芯片的时候，也会因为“安全方面的原因”而迟疑。在本世纪初，有一家叫Verichip的公司自主研发了一款与医疗保险相关的微型植入式芯片，但是公司在市场调研时却发现，美国人听到植入式芯片的技术感觉很不自在。在2004年，Verichip的产品得到了美国FDA的批准，但是在仅仅3年后就撤回了，因为有研究显示RFID变频器(transponder)对实验室动物有致癌效应，虽说后来的研究都说RFID在人类几乎没有致癌风险，动物身上的致癌风险也几乎可以忽略。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将激活的RFID变频器植入癌性肿瘤中，甚至证明治疗效果显著。

射频识别(RFID)是一种无线通信技术，可以通过无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相关数据，而无需识别系统与特定目标之间建立机械或者光学接触。

十年后，人们对Three Square这样的“芯片团体”还是有各种疑虑，有些确实有些道理，有些完全是没有理论基础的纯恐惧。人们害怕工作会迫使大家接受把电磁技术植入到自己皮下，如果技术越来越普及，他们会被逼着接受植入芯片;或者芯片被黑，变成植入者的定位设备;或者会便利了坏人，让入室抢劫变得更简单。很多批评者，其中不乏立法者(正努力立法限制RFID植入芯片)，害怕的是芯片里的金属组件和回路会在植入者做MRI检查或者需接触到除颤器的时候，引起植入者的死亡。

更为普遍的恐惧主要是集中在芯片拿来追踪的定位植入者方面：在研究导致Verchip的研究停滞之前，Verchip的董事长曾经在2006年，福克斯电视台的节目 Fox & Friends上说，芯片可以用来登记在边境工作的移民，这样他们在上班时候就能被识别。据传，就在同一年，哥伦比亚的前总统乌里布(Álvaro Uribe)多次向美国当时的参议员斯派特(Arlen Specter)和塞辛斯(Jeff Sessions)提议，让哥伦比亚的工人植入芯片，然后他们就能进入美国做短期工。但是，有些基督教基要派的社区仍然坚信，植入式芯片是圣经中说的野兽的象征。不过，对于RFID植入式芯片来说，有一个最根本的挑战，技术界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植入式芯片也难逃同样的质疑：这门技术真的有必要吗?

1998年，英国科学家沃威克(Kevin Warwick)，成为了第一个接受RFID植入式芯片的人类，后来作为“改造人队长”，名声在外。但是在那之后，植入式芯片的发展就很缓慢。墨尔本大学工程学院计算与信息系统系的研究员赫夫南(Kayla Heffernan)认为，植入芯片之所以还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归根结底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

“人们不理解芯片的作用，因为芯片的用途还不够广泛，用的还不够多;但是有因为市场还不存在，所以设备的使用率还非常低。”

麦姆兰希望解决的就是上述问题的第二部分，这样以来，问题的第一部分也会得到缓解，芯片有了市场，使用更频繁之后，人们就会加深了解，恐惧和疑虑就会减少。在去年夏天员工集体植入芯片之后，麦姆兰就与帕克维尔研究中心(Parkview Research Center)的心脏专家米罗(Michael Mirro)常常商议。米罗的团队和Three Square Chip的开发者现在正合作制作一款RFID芯片原型，芯片可以用来持续监测使用者的生命体征，让患者和医生都能得到高度精确的实时数据。

手表都能监控心脏情况，为什么不用芯片?

麦姆兰说，开发医用RFID芯片不仅仅是从商业出发的考虑，也是芯片一开始让他最着迷的一点。这门技术的存在，就是为了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有时候甚至是可以救人一命的方案。这样的技术已经存在了很久。“只是没有人愿意接受。”他叹息道。

对于麦姆兰来说，这个项目跟他的私人生活有很深的渊源。因为他自己的妻子莉亚因为2009年的医疗方面的意外，患有慢性神经失调症，一直以来都依靠植入的脊髓刺激器来控制身体 的疼痛。他曾经与妻子谈过芯片的问题，妻子告诉他说，“要不是在背上植入了神经刺激器，可能早就选择了结生命。”

神经刺激器是植入型技术中，在医疗健康领域发展得最火热的。可插入式心脏监测器，比如 Reveal LINQ ，在有些情况下，已经可以取代古怪的贴布， 成为慢性心脏病患者最可靠的选择。而就在两个月前，FDA通过了史上第一个可长期植入的持续监测血糖的系统，适用对象为糖尿病患者。

2014年2月19日，美敦力公司发布消息称美国和欧洲监管机构明确表明允许使用Reveal LINQ可插入式心脏监测器(ICM)系统，美敦力公司称这是世界上最小的可移植心脏监测设备。

Three Square Chip称，其开发的医用RFID植入芯片通过身体发热供能，麦姆兰还有开发其他性价比更高的硬件的计划，用来帮助患者监测多种不同疾病的情况，这些硬件会比专门监测某一种具体疾病(监测范围更狭窄)的硬件更便宜。“现在很多心脏病患者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等到上了救护车，才发现自己心脏功能有问题。”麦姆兰说。

Three Square预计，在一年多之后，会开始销售可监测使用者重要生命体征的芯片，不过在此之前，会先推出其他几款产品。麦姆兰希望，人们会快点开始考虑将自己的健康状况信息记录在加密芯片里，他的团队目前还在做一款有GPS定位功能的芯片，让家人能实时了解到家中患有严重老年痴呆症的亲人的身体情况。当然，芯片这样的设计很明显很有用，但是也让人很有疑虑。

“芯片加上GPS定位功能，会很有用，但也很有争议性。”圣胡安的一名预防医学专家马提内斯(Luis Martinez)说，他在Three Square受到媒体的大肆报道之前，有和公司团队合作过，一起开发芯片。“如果孩子植入了带有定位功能的芯片，很多家长其实会觉得更有安全感，以为他们难免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出意外，被绑架、被拐卖等等。”但是他还说，芯片的用途还不只这样，比如，执法部门也可以用芯片来实时定位已知的性犯罪者，不过，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需要自行决定。

在技术不断变强大的同时，人们对植入设备的接受度也在不断提高。赫夫南说，“从1998年到现在，我们对人体的想法、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她认为这种转变的出现，是因为人对身体的“改造”，像刺青、穿孔到麦姆兰在开发的可植入设备，人们的接受度都在不断提高。“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已经成为了常规手术，整形手术也不像以前一样是禁忌了。 ”有几十万美国人体内植入了某种植入设备，人工耳蜗、子宫环、神经刺激器，人造关节和可植入避孕棒等等。“现在，在人体内穿戴、植入设备已经是一种趋势，不仅在生死关头，有时只是为了方便，比如在避孕方面，比如隐形眼镜。所以我们已经越来越能接受人体植入式设备的概念和做法，人们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了。”

自从一年前Three Square Market的“集体植入芯片”以来，对于常常接触这门技术的人来说，它已经很稀松平常。“我们在考虑这门技术的时候，范围不仅限于公司内部。”客服经理科普(Melissa Koepp)说，她自愿植入了芯片。而她身边没有植入芯片的同事对于公司很有未来感的产品也没有表现得很兴奋。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没有接受植入芯片，甚至都不是因为其潜在的影响，而是“我看到同事在植入的时候，那个注射的针头那么大。我就想，我还是等公司开发出更小的芯片再说吧。”

虽说我们现在用的可植入设备种类不少，带有GPS定位功能的更不在少数，但是，如果一款同时具备两种功能植入式设备真的投入市场，其影响还是不小的。如果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带着手机到处走，手机放下就追踪不到用户了，体外设备说放下就能放下。但是如果是手上的芯片要移除，可能首先需要父母的许可，然后去医疗机构做侵入性手术才行。而《黑镜》就有一集是关于母亲用植入设备设备追踪孩子，后来悲剧收尾。

《黑镜》该集中的场景：妈妈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植入了监控设备，可以在设备端看到孩子眼前的发生的事，还能给孩子的视野“打马赛克”。

老板可以用芯片一天24小时追踪员工动态吗?

想要保证RFID植入设备仅用于其设计功能，关键在于有意义的、积极的立法，把潜在的技术滥用扼杀在摇篮里。至于办公场合的RFID植入设备，立法已经开始跟上现实的发展了。在去年夏天，Three Square Market员工集体植入芯片之前，有5个州设有RFID隐私法保护员工，雇主无法强制员工植入微型芯片。后来，又有5个州颁布类似的法律。

“我相信，这门技术会在短时间內见证阶段性、指数式的增长，”新泽西州立法会的丹瑟(Ronald Dancer)说，他起草的法案将在几个月后接受投票表决，“我们必须保证使用过程中存在完全披露，让使用者同意。”

就算只是在办公空间取得披露和同意的立法原则的共识，就足够困难的了，那面对向老年痴呆患者征求“同意”的问题，安全和技术领域的立法者和专家又会有何反应呢?“法律不应该管制技术，而是应该管制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行为。”赫夫南说，“这就是某些法律存在的问题，它们之所以落后于现实，是因为它们管制的重点是技术，而不是人们的行为。”

不过，法律改变是迟早的事，人们也会渐渐将恐惧抛诸脑后。毕竟，在瑞典，光是不用担心不小心丢了钥匙，就已经足够吸引人，让植入式RFID得到普及了。RFID微型芯片和此前的其他技术一样，不管何时会真正流行起来，都会让我们看到技术的两面性。我们都希望自己更健康，更安全，能更充分全面地了解信息，彼此间联系更紧密，我们在自己的隐私、自主性与技术带来的便利方面，还是会有不断地有争议。